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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哈吉巴》到《我的名字叫紅》
我的心靈之旅
"My Name Is Red"
1.約會伊斯坦布爾
2004年1月，暴風雪吹襲後的一天，伊斯坦布爾的行人道仍被積雪覆蓋着，溫度在零度以下。我和妻子沿著位於金角灣(Golden Hom)之北時髦的伊斯迪克拉爾 大街(1stiklal Cadessi)散步，在附近看到不久前遭恐怖分子炸彈襲擊的英國領事館。當時我們既寒且飢，剛好看見一間叫做「哈吉巴巴」的餐館，店名與我二十年前讀過的一本小說中主角的名字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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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除了在這間飯店吃了一頓簡便可口的午餐，還做了一件有用的事。出發前我透過土耳其駐香港總領事館，希望能在伊斯坦布爾與著名作家奧爾汗•帕穆克(Orhan Pamuk)會面；土耳其外交部追蹤到正在印度旅行的帕穆克先生，並把我的要求通知了他。我們帶著他的電話號碼到伊斯坦布爾，沒想到卻遇上幾年來罕見的大風雪。除了一些行程要調整外，最惱人的還是沒法聯繫上帕穆克先生。沒有人知道他在哪裏，也不知道他什麼時候回來。現在行程只剩下兩天，與他會面變得更為緊要，因為他的新著《Istanbul》目前正是電台與電視的討論熱點。吃午飯的時候，我靈機一動想到不如試着發一張傳真給他。餐館經理也欣然接受了我的要求；他說：「帕穆克先生是我們的好顧客。」
翌日上午，我接到帕穋克先生的來電；原來他前一晚才回家。他提議在離哈吉巴餐館不遠的樞密院酒店 (Divan Hotel)一起吃晚飯。走進餐廳，我一眼就認出了帕穆克，他的模樣跟《我的名字叫紅》封底的照片完全一樣。進餐時我們的話題當然離不開袖珍畫藝術，因為《我的名字叫紅》的故事情節就是依此展開的“我們還談到伊斯闡社會的前景，過去十年來(特別是伊拉克戰爭爆發之後)土耳其人的心情等等。回想起來，這整個景況真有點超現實的意味。
去年夏天，我和家人乘郵輪度假；動身前，一位朋友知道我對伊斯闡歷史與文化的興趣，特別送給我一冊《我的名字叫紅》(My Name Is Red)，一本以16世紀伊斯坦布爾為背景的小說。在郵輪上一周光景，我竟沉迷於這本情節交錯、行文生動的小說，對豪華郵輪上的其他活動很少參與，親戚們因而替我取了個渾名「我的名字叫紅」。就在這次旅程中，我們夫婦倆決定到伊斯坦布爾過2004年的春節。
2.紅堡的故事
初次接觸穆斯林，要追溯到我在山東濟南的孩童時期：那時我有一個鄰居同學，衣著舉止與大家沒有什麼不同，但從來不留我在家吃飯、他說他家是「回民」，怕在我家錯吃了禁忌，在台北成長期間，時常與同學去新生南路上的天主教堂，教堂旁邊矗立著一座莊嚴但孤寂的清真寺，但它沒有引起我進去窺探一下的好奇心。
1963年7月，我赴笈美國史坦福大學。當時父母在埃塞俄比亞為世界衛生組織工作。我要獲得學生簽證，必須到埃國辦理，因此得以經過貝魯特、開羅、喀土穆等阿拉伯語城市。以後在大學裏也先後與幾位穆斯林一起工作，但我對伊斯蘭歷史與文化的興趣是在1981年，我從麥基爾大學取了一年休假，到巴黎大學任訪問教授時才開始。
1981年聖誕新年假期，我們一家人到西班牙旅行。豐富多釆的民間文化及星羅棋佈的堡壘，深深打動了我；尤其是信奉伊斯蘭教的北非摩爾人對西班牙建築、音樂、舞蹈等藝術的影響，特別令我傾心。正如同我是通過海明威的筆初步認識20世紀的西班牙，我又從另一位美國作家 Washington Irving(1783－1859)筆下的故事，初步認識到從8世紀初到15世紀末穆斯林統治下的西班牙。出版於1832年的《紅堡的故事》 (The Tales of Alhambra)，讀來饒有情趣，尤其是像我這樣曾由Sevilla遊歷至Granada的讀者。直至1492年摩爾人被逐出西班牙，Cordova、Sevilla、Granada先後是政治、商業和文化中心，無論清真寺、宮殿、花園，都是那麼高雅精緻；它們之興廢滄桑，又是那麼引人入勝。我讀到又看到八百年間伊斯蘭在伊比利亞半島(摩爾人稱之為Al-Andalus)的痕迹；小國林立、君王興替，使我立即為一個摩爾人歷史的aficionado(熱愛者)。自七歲聽到「回民」一詞以來，我初次對伊斯蘭產生強烈的興趣。
西班牙雖位於伊斯蘭帝國的西陲，卻是中世紀歐洲最先進及開明的地方。在摩爾人統治下，穆斯林、基督教徒和睦相處，農作物和手工業產品的質量之高和品種之多，稱冠歐洲。西班牙學者更把阿拉伯文和希臘文作品譚成拉丁文，讓全歐洲人可以閱讀；摩爾人治下的西班牙堪稱「涕泣之谷」 (Vale of Tears；中世紀天主教以這個詞表述「現世」)中的明燈。
3. 真主一統東西
公元610年，穆罕默德受真主安拉啟示，開始在其出生地麥加宣教，但成績有限因而於622年，遷至麥地那。十年後他去世時，他所建立的一神宗教，不僅為阿拉伯半島的部落所接受，並形成一個以麥地那為精神及政治權力來源的新的阿拉伯國家。在穆罕默德死後百年，阿拉伯人以極大的宗教熱情，通過連番征戰，建立起一個龐大的帝國，西至大西洋濱，東達中國邊界。他們力量勃發、版圖擴張之迅速史無前例，可謂應驗了《古蘭經》所言：「真主一統東西」。
倭馬亞哈里發王朝(Umayyad Caliphate，661-751)定都大馬士革，很多希臘化的阿拉伯人以及希臘人協助哈里發執行統治，並建構出新的文明。眾多傑出的非阿拉伯裔穆斯林，都是波斯人；他們居住在西南起自美索不達米亞，東北迄至河間地(即鹹海之東，鍚爾河和阿姆河之間)的土地上，秉承著古老文化，對伊斯蘭政治、哲、文學及藝術，影響深遠。波斯人更憑着嫻熟的統治之術，在以巴格達為首都的阿拔斯哈里發王朝(Abbasid Caliphate，750-1258)佔有重要的地位。主要由於波斯人的貢獻，9、10世紀成為伊斯蘭文化的黃金時代。
10世紀末，阿拉伯帝國中波斯民族主義開始展現。費爾道西(Firdausi)著《眾王錄》(Shanameh)，縷述波斯歷史”尼札米(Nizami)所著《五卷時》(Quintet)，則是穆斯林文化傳統中的聞名傳說，當中的愛情故事《霍斯洛與希琳》和《蕾莉與馬傑農》，比起《羅密歐輿朱麗葉》在基督敦世界的流行程度，有過之而無不及。
巴格達以東的伊斯蘭世界，原是哈里發的直轄範圍，11世紀後也慢慢落入操波斯語的地方首領的手中。這些首領常常從布哈拉和撤馬爾罕以東以北的亞洲大草原，招募突厥人為土兵或奴僕。因此大量突厥族群轉用波斯語書及文化，有的還建立自己的王朝。其中著名的嘎茲尼(Gazny)王朝，在公元1000年前後，多次攻入印度河流域，在其最鼎盛時期領有東伊朗、呼羅珊、阿富汗及印度河谷。
突厥族群大批從亞洲大草原西遷並改信伊斯蘭教，為傳統伊斯蘭注入新養分。突厥人是遊牧民族，原奉行薩滿教，但受到在草原上漫遊的伊斯蘭蘇非教士的感化而改變信仰；突厥人固有的信仰和習俗，卻又反過來在說突厥語的穆斯林中，改塑了一些蘇非派的儀軌。更重要的，是突厥族群無論是公務往還或是科學、文學的探討，都逐漸使用自己的語言；他們又輪番向西推進，沿途取代說波斯語的統治者，表現了突厥民族力量的興起。11世紀，他們的勢力範圍包括稱雄中亞、統治力直達喀什(Kashgar) 的喀拉汗王朝以及盤據安那托利亞的塞爾柱突厥部族。當時辭典編纂家喀什人馬哈穆德在他所主編的世界首部突厥語辭典的序中寫道：「我看到真主令帝國的太陽在突厥人家中升起」，充分顯示出突厥人的豪傲。
4.蒙古崛興
雖然12世紀以後阿拔斯哈里發王朝的政權日趨衰落，並接連受不同種族的軍閥操控，伊斯蘭世界卻在地理上、種族上及語言多元化上不斷繼續擴張。但不久後，伊斯蘭世界中的所有阿拉伯人、波斯人、突厥人、希臘人及斯拉夫人，加上來自西歐的十字軍和穆斯林地區的奴隸兵(Mamluks)，都將受到源於貝加爾湖和阿爾泰山脈的遊牧部落的震嚇。
成吉思汗(162-1227)及其兒孫，在四十年間三次遠征，閃電般地征服了花刺子模、呼羅珊、西伊朗、美索下達米亞、高加索、安那托利亞、巴爾幹半島諸國及南俄羅斯。蒙古人起初殘暴地對待手下敗將，後來卻相當有手段地羅致地方精英去治理當地。這正合乎我國的名言：「馬上得之，不能馬上治之」。
1258年，成吉思汗之孫旭烈兀佔領及掠奪巴格達，處決了哈里發，並殺害數以萬計的居民，結束了阿拔斯哈里發王朝的統治。其後他被封為伊兒汗王，統領阿姆河和幼發拉庭河之間波斯人的地方，跟在河間地的察哈台汗圃和在北高加索和南俄羅斯的金帳汗國鼎立。起初，這些蒙古可汗是佛教徒，但一、兩代後，全都改奉了伊斯蘭教，並且逐漸從中國的大可汗獨立出來。他們繼續保持及推動與中國的貿易，並從中獲取厚利。一些可汗更成為藝術品的贊助人，使波斯和突厥地域中孕育出的繪畫，明顯地受到中國的影響。
14世紀末，帖木兒(1336-1405)，一位出身卑微而說突厥語的蒙古人，承襲其祖先所為，先對中亞及西亞進行恐怖統治，然後攏絡地方精英協助治理，頗有成效。他和先前蒙古人不同之處在於他對伊斯蘭教的無限忠誠。然而，帖木兒對那些膽敢抗拒他的大軍的同一宗敦的信徒們，卻格殺勿論，毫不留情。他在伊斯法罕屠殺了數十萬居民，並用死者的髑髏堆成高塔，與旭烈兀在巴格達的暴行如出一轍。另一方面，帖木兒的兒孫在他們各自的領地上，成為有文化修養的統治者及藝術和科學的推動者。
細心的讀者應會注意到我由縷述個人對伊斯闌文化的興趣，轉移至歷史的回顧。這是因為我寫此文的動機，來自《我的名字叫紅》，因此我要對此書的歷史背景做一個鋪墊。但在論及這本書之前，我想先談談另一本書《哈古巴巴歷險記》(The Adventures of Haiji Baba) ，亦即本文題目的前半部分。
5. 波斯流浪記
當我剛對伊斯蘭產生興趣時，亦即是西方試圖從霍梅尼所啟迪伊朗革命的衝擊恢復過來的時候，1983年，我在麥基爾大學圖書館的銷售會上買得一本《哈吉巴巴歷險記》。此書是James Morier的作品，1824 年於倫敦出版，我購入的是1937年的版本，附有許多Cyrus LeRoy Baldridge的插圖。Baldridge為準備這些圖畫，曾在伊朗遊歷整整一年。
Morier是奧圖曼(Ottomam)帝國一位英國商人之子，他於1808-1815年間在波斷任外交官，並乘機四處遊歷。歷險記的主角哈吉巴巴是個理髮匠，但受命運撥弄，浪迹波斯各地，財富屢經變動。當時歐洲入對東方充滿好奇，但知其底蘊者則甚少“這本流浪冒險武的傳奇故事書，為 Morier 滯來相當的名聲和財富。
這部書文筆流暢圈默。我狼吞虎嚥，想以最快的速度閱覽全書；但由於對書中所涉及的人物、地域及社會習俗不甚了解，因此閱讀要快也快不起來。讀完這本書，我對穆斯林的生活方式，特別是19世紀波斯人的生活，好似有了一些認識。我並察覺到作者在描述到一些喜搞詭計、貪贓枉法的角色，其至是主角哈吉巴巴的時候，筆下總帶有一種優越感。至於害中文字或插圖所呈現的內容，我一如19世紀的歐洲讀者，沒有知識去判斷孰真孰假
但是，我並非沒有歷史意識。當我讀到 Baldridge評論古波斯及20世紀的伊朗之別時，我覺得他的觀點令人起疑，Baldridge表示，Morier已過去一世紀了，哈古巴巴時期的波斯古物已被現代器物所取代；他感傷充滿異國情調的文化的消逝，寫道：「『東方』與『魅力』是同義辭。波斯是一塊東方土地，一直以櫥花地毯、抒情描述的波斯式花園、歡樂的袖珍畫，以及人物裝扮可愛奇妙的古老故事為特徵。事實上，地毯的花野繡飾和袖珍晝，追憶着在這片滿目寂寥的荒野上短暫但是玄妙的春天。而政府藉現代主義之名，以法令廢棄了這些古老的服飾。」當時我還未接觸到Edward Said的名著《東方主義》(Orientalism)，但也禁不住發問：為何身處19世紀初的Morier，在其小說中下斷取笑波斯人、庫德人和土庫曼人的落後行徑，但20世紀的插圖畫家Baldridge卻因古老服飾的消失而感傷呢？
6.輝煌的奧圖曼人
13世紀前後，奧圖曼突厥人繼承了安那納托利亞的塞爾柱突厥人，成為遜尼派伊斯蘭的強勢者，在「征服者」麥可默(Mehmet the Conqueror)蘇丹的領導下，於1453年攻佔了君士坦丁堡，消滅了拜占庭帝國。在「輝煌的」蘇萊曼一世(Suleyman the Magnificent)統治期間(1520-1566)，奧圖曼帝國的國勢達到頂峰，疆域包括歐洲東南部、中東地區及北非，在西面，其軍隊曾於1529年圍困維也納；在東面，則攻佔了巴格達(1535)，控制今日伊拉克全境，並一度佔領大不里士。奧圖曼文化在16世紀末可謂黃金時代。今天，人們一說到懸鈴木、鬱金香及甜品，就會聯想到法國、荷蘭和奧地利，其實，在奧圖曼帝國鼎盛時期，這些在伊斯坦布爾隨處可見。
波斯的薩非(Safavid) 帝國屬什葉派穆斯林，與自許為遜尼派守護者並將哈里發立於伊斯坦布爾的奧圖曼帝國接壤，因此被後者視為主要敵人。薩非帝國之東就是印度斯坦的莫臥兒(Mughal) 帝國，其統治者乃帖木兒及成吉思汗之後，但以波斯語為官方語言。儘管這三個伊斯蘭帝國之間互懷敵意，卻又共擁非常相似的文化傳統。
奧圖曼帝國以西的歐洲，在16世紀正處於文藝復興時代的頂峰，貿易與疆土飛速擴張。伊斯蘭世界稱歐洲人為「法蘭克人」，彼此既是競爭者，也是貿易伙伴.。歐洲人對奧圖曼人既害怕又蔑視；他們認為奧圖曼的生活方式雖然奇特動人卻頗為落後。奧圖曼人對異教徒法蘭克人的感情也很複雜，既猜疑，但又不無欽羡。不少奧圖曼貴族遊歷過歐洲，被他們所聞所見深深吸引，包括 Titian，'Tintoretto及Veronese等人的畫作。
蘇丹塞里姆二世(Selim II)在位時跟奧地利及波斯簽訂了和約，但在蘇丹穆拉德三世(Murat III) 統治期間(1574-1595)，奧圖曼跟薩非帝國之間戰事再起。穆拉德三世一方面指揮戰爭，一方面又熱心贊助袖珍畫及圖書出版。
帕穆克的小說《我的名字叫紅》就是從遺個時代的一個袖珍畫及圖書繪製的工作坊展開。
為了紀念伊斯蘭曆法紀元1000年(即公元1591年)，也出於向法蘭克人誇耀，穆拉德三世希望贈送一本開於自己事功的圖鑑給威尼斯總督，當中包括一幅他本人的歐洲式畫像。因為意識形態的分歧及個人妒忌，一位袖珍畫師遭人謀殺，因此引起了宮廷工作坊內外的一段錯綜聚張的戲劇。作者匠心獨具地不用任何袖珍畫師作主人公，而是以一對表兄妹之間的愛情作主軸，又一再將著名的霍斯洛與希琳的故事如夢境般地閃現在他們的愛情故事中。
如果20年前我讀《哈吉巴巴歷險記》是囫圇吞棗的話，這次我則是細嚼慢嚥，着意品嘗《我的名字叫紅》。我會經常將一個段落重讀數次，不單要肯定理解曲折的故事情節，還要弄清楚書中美術理論的解述和字裏行間的寓意。
帕穆克手法精彩嫻熟，極具創意。全書59章皆以第一人稱(包括金幣、狗、樹、紅色)敘事，從形式看來頗似傳統說書者所構的故事，但這本小說絕不是傳統小說，而是融歷史傳奇、偵探故事、美術理論、宗教論戰於一書，又頗具後現代主義的精神。作者憑著對袖珍畫及16世紀伊斯坦布爾生活的熟知，很能輕易地吸引讀者沉醉於已逝的奧圖曼帝國的蘇丹(Sultans)、帝國大臣(viziers)、軍政高官(pashas) 、蘇非派大師(hojas)、禁衛軍 (janissaries) 以及袖珍畫師(miniaturists)的光輝歷史中，不過，這本書絕不是對往事的依戀。
在描述書中人物的生活細節及個人分析時，帕穆克熟練地編織出奧圖曼帝國的社會結構，也順而揭示了當時政治及宗教結構的虛偽外表。作者筆下的某些伊斯蘭傳統，很容易惹起伊斯蘭保守分子的怒火。他從狗的立場，幽默地抗議《古蘭經》及聖訓 (hadith) 對犬族的不公平對待，就是一例。同樣地，書中對同性戀及情慾行為的描寫，在虔誠的穆斯林中間也不會受到歡迎。因此，我可以肯定作者是故意如此。
Morier因不時公開及直率地嘲弄波斯傳統，而被Said在《東方主義》一書中提及，帕穆克則顯然有別於此。帕穆克一生除了三年時間外，都生活在土耳其，所以他能免於懷有「東方主義」態度的指摘，而能從東方內部揭露一個中世紀社會的孱弱和罪惡。很可惜，現今不少穆斯林似乎正努力朝著這樣的中世紀社會前行。對那些聲稱「伊斯蘭就是解決辦法」的人來說，對奧圖曼帝國最輝煌燦爛年代的生活方式的描寫，有可能是一帖解劑，無論這是不是帕慕克的意圖。
7. 見即是信
我以為《我的名字叫紅》一書的最大特點，是深入探討了袖珍畫藝術。帕穆克大概在構思此書時便想要討論袖珍畫；全書59章中，至少有16章是在闡述這種藝術的技巧、歷史和理論。
討論繪畫，先要從繪畫的物料談起。當紙張由中國傳到伊斯蘭世界後，繪畫和書籍製作愈趨簡便；紙張對於伊斯蘭世界的文化，特別是對其藝術的發展，影響極大(這種影響當然較後也同樣發生在歐洲)。公元751年，阿拉伯軍隊於怛邏斯 (Talas，位於塔什干附近) 挫敗了一支唐朝的遠征軍，並俘虜了很多中國技工和造紙工匠；阿拉伯人於是在撒馬爾罕設立造紙作坊。從那時起，紙在伊斯蘭世界逐漸取代了羊皮而成為首選的書寫物料。隨着造紙技術漸次西傳，西班牙約於1150年開始有造紙廠，法國則於1200年前後開始造紙。直至穆拉德三世的時代，撒馬爾罕的紙張仍以其特殊質地而享盛譽。
畫家的用具也極為重要。水墨畫大概很早便由中國傳到波斯，蒙古人對這種藝術形式在伊斯蘭世界(特別是波斯)的散播扮演了促動角色。根據帕穆克在其小說中的故事，1258年，當蒙古軍隊佔領巴格達時，一位著名書法家躲藏在一個宣褸塔(minaret)頂上，目擊了搶掠和屠殺。他立即想要把眼前的景象記錄下來，描繪他從高處所見到的地面上發生的事情。當他從塔頂走下來後，便不復相信書法是最佳的藝術形式，而是希望學習繪畫。於是他朝與蒙古軍隊的相反方向東行，以期遇到一個中國大師。
這個故事的真實性雖然難以確鰓，但無可置疑的是，從13世紀起至16世紀歐洲繪畫傳入為止，波斯繪畫無論在工具、色彩、主題及構圖等方面，都顯著地受到中國的影響。在帖木兒王朝期間，帶有中國影響的波斯繪畫又有了進一步的發展。《我的名字叫紅》多次提到在15、16世紀時來自赫拉特、設拉子與大不里士的大師們。他們由東部漫移到西部的城市，從而將中國大師的畫技廣為傳播。
帕穆克和其他藝術史家舉出盤繞的雲、山和樹的畫法、龍鳳這兩種吉祥物的引入、墨的應用和細緻的筆法，均為中國對波斯繪畫影響的例證。
視覺藝術由原始岩洞畫到今天數碼化影像，代表了最生動和可信的交流形式。歷代的宗教和世俗領袖們，都沒有忽視視覺藝術的勸導力量，他們都希望以繪畫作為教育方法或宣揚理念的工具。可是在伊斯蘭世界，這種教育或宣傳手段由於受到禁止偶像的影響，世紀中葉之前一直都很落後。
當我讀了《我的名字叫紅》並審視了許多波斯袖珍畫後，我注意到兩個令人困惑的特點。首先，波斯畫家如果不是完全採用了中國人對於美貌的標準，就是仍受制於伊斯蘭厭惡人像繪畫製的傳統。很多波斯畫中的面容，都具有中國人的眼睛和高顴骨。對這個奇特的跨文他現象，我希望有比我的推臆更合理的解釋。其次，雖然中國和伊斯蘭的審美意識不相同，但是兩地畫家都不直接描畫眼前所見，而是要畫出心靈所攝取的形象。因此，畫中主題的形像體現，較高低遠近的比例更重要。對一個中國畫家而言，這樣的藝術處理即是「意境」；意境乃是藝術家的價值觀和意念的表述，超越對現實世界的反映。虔誠的伊斯蘭畫家的作
品也是呈現他們之所信，而非他們之所見。在《我的名字品紅》中，一位赫拉特的老袖珍畫大師跟帖木兒之孫兀魯伯說：「安拉創造了塵世，因此，繪畫首先就是要追尋安拉的記憶，要以安拉所觀來觀塵世。」雖然作晝背後的動機有別，中國和波斯畫家在構圖方法上卻恰巧一致。因此，他們少有動力去尋求以觀畫者的角度去描繪景象的新方法，或者運用文藝復興時代歐洲畫壇發展出來的透視畫法。(應該一提的是，11世紀前有些中國畫家曾運用過透視畫法，但當文人畫成為主流後，遭種畫法便被棄置了。)
帕穆克用了頗長篇幅，辯說畫家是我手畫我的記憶，而非畫我之所見。他的強而有力的證據，就是畫家不能在注視面前事物的同時，又注視他正在繪畫的畫紙。由此推論，可以解釋為何很多波斯畫家在眼瞎之後還能繼畫馬，因為他們的手已經習慣於畫出馬的線條而不需要看見任何馬。
此外，《我的名字叫紅》詳細討論到當藝術家的作品得到公認後，其作品「風格」(style)的真意義。帕穆克提供了一個極為簡單卻十分虛無的答案：藝術家的「風格」僅僅是未臻完善的藝術呈現。小說開首叙述的一宗謀殺案的重要線索，乃是一隻馬鼻孔上的裂口，而這正畫家作品不完善的地方，或者是其下意識的「簽名」(signature)。依這個理論，我甚至可以說這個概念可能正是帕穆克在他這本名作中具反諷意味的「簽名」：儘管帕穆克對繪畫有淵博而細密的知識，但《我的名字叫紅》並不是畫家風格的專論。然而，我不認為這是作品的缺陷。相反，作者證明了他能以小說形式，把想像、觀察、幽默感及對藝術和社會的嚴肅討論，共冶一爐，寫出一本既富趣味性又意義深遠的文學作品，一如他所描述的袖珍畫大師的作品那樣令人激賞。
帕穆克在書中多次提到尼札米詩中的一樁愛情傳說：美麗的亞美尼亞公主希琳看到俊朗的波斯王子霍斯洛的畫像，立即愛上了他。這傳說除說明了視覺表象的力量外，似乎還為人像畫之相似性提供了理由。隨着時間的推移，儘管對寫實畫像的抗拒依然存在，但中國和大部分伊斯蘭美術家都採用了歐洲肖像繪畫的風格，而這風格在《我的名字叫紅》中還引發了一段政治陰謀。
更重要的，是這個愛情浪漫傳說告訴我，限睛與心靈有難以言喻的關聯。我們人類，有意識或無意識地，都只是自己心靈的工具。對我而言，當年在Granada看到「紅堡」 (Alhambra)的景象，隨即把我帶入伊斯蘭藝術、社會及歷史之內。 去年夏天在香港看到一本《我的名字叫紅》，這不但帶給我冒着嚴寒到伊斯坦堡布爾尋找作者帕穆克。而與這位出色的土耳其作家會面的結果，令我這外行人能有勇氣，記述下我過去二十年在這迷人而又極其錯綜複雜的領域中的心靈之旅。
(本文原為英文，刊於城市大學跨文化研究中心2004年10月出版的《Ex/Change》；本譯文係由屈大成、陳鎮泰兩先生協助初譯，再由作者改寫刪節而成。)
作者：奧爾汗•帕穆克
譯者：李佳珊
出版：麥田(台灣)
文：張信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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