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按：什麼是文化多元性？異文化之間，注定是衝突抑或相容？文化如何促成社會溝通？城大校長張信剛與巴基斯坦學者Anis Ahmad最近進行了一次文化對談，深入探究箇中的曲折與可能；「世紀版」摘而刊之，以啟思考。)
 張：很高興你能抽空前來，我希望藉此機會增加我們彼此的認識，並互相交流對於文化的看法。在許多人心目中，現代化等同西化，我並不同意這一看法。但我們生活上所用的許多物品，都是歐美科學家們在過去二、三百年努力研製的產物。就算是地球村，雖然包含接近二百個國家，但基本的管理形式都源自歐洲民族國家的概念。教授的祖國巴基斯坦，其實也是以民族國家的組織為範式衍生出來的。在我們身處的世界，國家權力的管治都是基本獲得認同的；古代則不然，我不知道我們可以做什麼才能改變這個概念。那麼，我們應如何才能求得並非西化的現代化呢？
Ahmad：首先我真的欣賞你用「我們」這個詞，因為我相信西方最主要的問題，是常常以「我」和「你」的角度思想，永遠也不用「我們」。人類需要改變自身的立場，應從如何分析、判斷和解決問題來思考。其次，我也很欣賞你提出關於現代性和使用現代化產物的觀點。我認為我們所用的現代產物，並非一小撮人的貢獻，而是多個世紀累積下來的成果，形成不同形式及形狀的產物。我們現在用的茶杯是個凹入的設計，那不是科技發現或發明，這設計已出現了好幾千年。
張：順帶一提，即使是瓷這種物料，其英文說法「China」正是我們國家的名稱。
Ahmad：對。因此我們不能說那就是他們的產物，我認為那樣太慷慨了。這是累積下來的成果，是很多人多個世紀以來的努力。巴基斯坦並非以民族國家的形式出現，而是個伊斯蘭教家庭。我還記得當巴基斯坦成立時，我們向非洲、中亞，以及所有欲前來定居的人發出簽證，因為巴基斯坦是個理念，而不是建基於屬土的地理、種族、語言等國家體制。德國人對德文引以為傲，法國人自恃本身的文化，英國人則以國土感到自豪，因此那是個完全不同的模式。
崇尚單一思想 沒有將來
張：我不是說巴基斯坦符合民族國家的定義，我知道那裏有旁遮普人、 普什圖人等等，但其主權、結構、政府機關等，都是從十七、十八世紀歐洲民族國家體制衍生出來的。主權國家之間互相委派大使，或向聯合國派出各自的代表，就是源自三、四百年前歐洲民族國家的模式衍生出來。
剛才我提到現在所用的物品是過去三、四百年前自牛頓或再早二百年文藝復興時期的產物，可能是偏狹的看法。我完全同意你的見解。我亦明白希臘人、米索不達米亞人、中國和中世紀阿拉伯人都作出了不少貢獻。就以西藥為例，療效相當顯著，這是無容置疑的。直至近代，中亞穆斯林阿維森納(或稱伊本•西那 ibn Sina)所著的《醫學規範》(Canon of Medicine)，在歐洲都用作教科書，這是人盡皆知的事。因此，人類智慧是積累得來的，人與人之間一直都有交流，有時是知識上的，更多時是貿易上的。但無論如何，。 自從歐洲出現宗教革命和文藝復興後，他們從古羅馬人、希臘人、巴比倫人、亞述人和其他人身上汲取經驗，並且迅速發展。這是歷史事實歐洲力量或文明的迅速冒起，對世界上其他人帶來莫大的影響。它對印度次大陸帶來影響，而最先受到衝擊的很可能是奧圖曼人。最後在1840年，香港的命運也受到改變。
世上每個有能量增長的地方，不論那股能量是有形的物質力量，還是無形的思想和社會制度，幾乎對地球上每一個人都有影響，而印度次大陸受到那股力量的影響肯定不小。我知道 十九世紀埃及的穆罕默德•阿里在奧圖曼帝國時期曾對這股力量作出反應。「順便一提，奧圖曼帝國不是民族國家體制，而穆罕默德•阿里是阿爾巴尼亞人，但他卻是受奧圖曼帝國任命的埃及統治者。」他在很多方面都引發了不少轉變。在印度次大陸上，大家溝通所用的語言也都受到改變。
Ahmad：你說得對。我們主要討論的是政府和管治問題，殖民地主義者或會藉着在管理技巧和政府的優勢，把殖民地主義植根於世上其他地區。談到這點，我們應仔細考慮讓下一代體驗多元性的好處，有多方面的意見，才有將來；只崇尚單一思想，就沒有將來可言。因此，學術界應設法提供多元文化的環境，認同不同背景的人，互相包容和合作。我認為共融是促進各家大學、各種文化、各個個體、各學生的家庭和教職員等緊密合作的關鍵，讓我們建立一個可行的社會模式，正是目前最重要的問題。
其次，我認為我們亦要向下一代反覆強調家庭觀念的價值和重要性。在我看來，家庭是道德倫理的契約，是夫妻雙方的道德態度，不僅要接受對方，也要同時接受雙方的親屬。在伊斯蘭教的傳統中，家庭概念不是指核心家庭，而是指大家庭。因此，一方的祖父母、父母、表兄弟姊妹、叔父，都成為了夫妻雙方的祖父母、父母、表兄弟姊妹、叔父。正由於有了這種共融的聯繫，大家就能同甘共苦。假如我們主張不必負上任何道德倫理責任、不必生兒育女的生活方式，那我們就會踏上摧毀禮節、摧毀社會、摧毀文明之路。
家庭 中國人核心價值觀
張：身為中國人，沒有什麼比家庭觀念更能觸動我的心。無論是身處中國哪一方、信奉哪個宗教，家庭都是中國人的核心價值觀。我知道部分信奉伊斯蘭教的中國人，都把家庭核心觀念放在首位。在東亞地區中，日本、韓國、中國、越南雖然在本源和語言方面各有不同，但經過幾千年的交往，已經體現了許多學者公認的「儒家價值觀」。
我在山東長大，幼時住在四合院內。四合院這種房屋的佈局本身也鼓勵了你方才所說的家庭生活。前院是招待客人的地方，客人很少踏足後院。後面有內院和三座廂房，每個廂房住着一些家庭成員，可能是幾個核心家庭。因此若干有血緣關係的核心家庭住在一塊兒，通常包括祖父或輩份最高的長輩，而各家也有自己的小廚房。據我的經驗所得，如果大家重視家庭，那就是最自然不過的住屋安排。香港人就不是這樣，如果爺孫關係密切，也只是打個電話，星期天上茶樓喝喝茶、吃吃點心。如果不是很親近，多半兩個星期或兩個月才見面一次，也許每年只見上幾次。這是我所觀察到的情况。所以即使在重視家庭核心價值的社會裏，人們也會受到居住環境所影響。
 我的疑問是，在都市化的年代，在擁擠的生活環境裏，如何才能維持大家庭的生活方式，讓祖輩的智慧傳給孫輩呢？讓我再舉一個例子吧。多年前，我在匹茲堡大學擔任工學院院長，州政府的社會福利部曾討論如何在城市防止少年犯罪。會中有人指出最好的方法是跨代同住，也就是三代同堂。父母白天工作，祖父母照顧孫兒，這樣祖輩既可感到自身的價值，也不會覺得空虛寂寞。父母下班回家時，祖父母已經做好晚飯。賓夕凡尼亞州當局以為跨代同住是嶄新的意念，但其實早在殖民時代，從歐洲來到北美定居的人就這樣生活。只是到了20世紀，隨着都市化、工業化等原因，這種生活方式才消失了。我不知道他們的提議會多有效，但他們肯定不是發現了什麼新意念。
Ahmad：很高興你舉出了這些例子。我一直長時間都在思考這些問題，我認為我們先要探討三個範疇。首先，說到工程和建築時，究竟是要建造一個影響我們價值觀的結構，還是要按照價值觀來建造呢？可能性有兩種：一是蓋建四十八層的公寓，每戶只能住2.5個人；另一可能性是在購地和城市規劃時，就考慮如何加入半個客房，讓祖父母來訪時過夜。另外，在學術層面上，我認為有必要引入一些社會科學的概念，尤其是社會學方面，然後還要找出多少所大學會教導年輕人，家庭與社會學的理論是如何相連的。課堂所學並沒有提及如何為人父母、如何為人夫或人妻、如何建立家庭。至於如何創造未來，也許就要向下一代介紹大家庭的概念，而不只是從書本學習西方社會學的知識。他們應該對家庭、社會有自己的看法，而課本上有關家庭和社會價值觀的每一個句子，都必須認真地理解。最後，談到伊斯蘭教傳統，與你提到的中國家庭其實沒有任何分別。即使在今天，大多數巴基斯坦人還是這樣，只是幾個較大的城市亦和香港一樣要面對住屋問題。不過仍有孩子對家庭有一份歸屬感，他們從不說這是「我」的車子和房子，而會說是「我們」的車子和房子，亦即代表在同一屋簷下的表兄弟姊妹和近親，都會共用這些設施。我相信這是非常重要的觀念，應在教育課程中加以強調。
張：我仍然想聽聽你對這個問題的看法：一個社會或一群抱持相同信念的人，對外來的挑戰應怎樣作出反應？就以東亞社區為例，過去部分農村的產物須撥來繳稅，支持中央政府及機關的營運，這是東亞農業社會的生活方式。但是，當葡萄牙人、荷蘭人、法國人和英國人出現，情况就改變了。比手工藝品更便宜、質量更好、更結實耐用的產品流入，令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遭到考驗。過去150年，中國經歷了許多社會動盪，包括太平天國起義、戊戌變法、民國建立、國家內亂，到後來奉行馬克思主義。如今，中國已經開啟大門，在保留自己的文化傳統的情况下，盡量與世界其他國家交往。
在目前的世界裏，只要擁有較大能力宣示自己的主張，便 擁有優勢，所以我想知道伊斯蘭社會對此有何看法。伊斯蘭的核心理念，是國家權力與宗教權力的結合。在東亞地區，這種概念卻不是社會主流。因此，國家力量和社會體系並不一定完全一致。但是《古蘭經》記載着結合國家力量與宗教權力是十分重要的。所以，我想請問你，各伊斯蘭社會如何找到應付21世紀的挑戰的方法，而同時又能兼顧文化多樣性及維持本身的信仰系統呢？
Ahmad：我相信這是個持續的過程，我不認為可以就這個問題提供任何解決方法，而只能與你一同思考這個重要的議題。正如你所指，政治力量與宗教權力一直都是伊斯蘭社會的核心課題。我們要面對當代的挑戰，包括政治和經濟力量的挑戰。不過，伊斯蘭教信眾可以迅速對此作反應，因為伊斯蘭的政治架構在遵照一些基本原則的大前提下，仍然是很有彈性的，這就容許不同模式同時並存。至於最終是哪個佔優，則取決於其實用性。這些模式須隨着時間而改變，但改變的只是形態，而不是基本原則。
伊斯蘭 解決問題指引
張：曾經有段時間，伊斯蘭被視為解決問題的指引。《古蘭經》記載「東方和西方都屬於真主」，因此後來有人高叫「不要東方、西方，只要伊斯蘭」的口號，進一步確定伊斯蘭就是解決方法的理念。我希望我不會冒犯任何人。我的問題是，當人們認為伊斯蘭是解決方法時，所指的究竟是麥地那時期的伊斯蘭，還是經當代人重新詮釋的伊斯蘭呢？
Ahmad：你這個議題非常重要。其實《古蘭經》本身也容許不止一種詮釋方法，就像法律一樣，只要不超出基本框架便可。所有這些不同的詮釋當時都受到肯定，直至今天，則用作伊斯蘭法律的次要參考。我們不可能有羅馬教廷版本的伊斯蘭，否則伊斯蘭就再沒有演化改進的可能。另外，伊斯蘭為信眾提供了這些分析工具，毋須神職人員聲明，這就是真正的伊斯蘭。任何人都有權根據自己的理解去應用。這就是同一時間有各種模式可以並存的原因。不過，當代伊斯蘭在全球各地都迅速冒起，是基於兩種原因的：伊斯蘭是同時存在的，伊斯蘭的政治和經濟體系是可行的，能夠取代資本主義模式。因此，最少有35位英國學者研究在銀行、金融、租賃等範疇的伊斯蘭經濟。這些研究都是由哈佛、耶魯、倫敦大學等的博士所做，他們亦相信以伊斯蘭的理念原則，應該可以解決政治、經濟及社會等問題。因此當我們說伊斯蘭可以提供解決方法時，並不是句口號，而是有真正的研究支持的。比較西方的成就及伊斯蘭的貢獻，甚至可以為西方的非伊斯蘭教徒，找出解決問題的方法。
張：我認為你從當代角度的詮釋，可以總結我們今次的對談。不過我仍希望補充一點。我曾經與一位出色的伊斯蘭學者交流，他說：「相信終有一天有太空人會是虔誠的伊斯蘭教徒。不過當他在太空環繞地球時，就絕不可能按照《古蘭經》的規條每天禱告五次，但我仍然認為他是伊斯蘭教的英雄，他仍是忠於伊斯蘭教的。」他不能在飛行時禱告及進行其他儀式，因為在太空中日出日落並非每二十四小時一次，而是可能每兩小時一次。這則軼聞所反映的，我相信就是你所指的《古蘭經》詮釋空間。相信我們可以暫時談到這裏，希望你能再到訪城市大學，再與我們對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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