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生地是中亞的突厥民族﹐勇猛好戰﹐公元十三世紀從中亞草原西遷進入安納托利亞﹐信奉伊斯蘭﹐全盤接受了新文明。  嗣後﹐以伊斯蘭解放的名義東征西伐﹐先後控制了小亞細亞､南部歐洲､北部非洲､阿拉伯半島﹐以及地中海和黑海的許多島嶼﹐建立了橫跨歐亞非三大洲的龐大帝國﹐蘇丹王遵奉伊斯蘭經典精神﹐以嚴明法制管理帝國領地。 在這一片人類文明最古老的土地上﹐世代生活著數百種不同的民族和各種宗教文化﹐在一個伊斯蘭政府統治之下﹐受到承認和禮遇﹐各得其所。 今日的學者們看到現代世界的許多地方大開殺戒﹐種族滅絕大屠殺﹐層出不窮﹐比之古代未開化的野蠻人﹐有過之而無不及﹐因此聯想到在二十世界初才結束的奧斯曼古老帝國﹐對土耳其人統治的老成大帝國的民族寬容政策感到濃厚興趣。
學者們在查閱古代文獻和歷史記載時發現﹐在這個帝國之內﹐有歷史悠久的猶太人﹐各地都保存了基督教傳統﹐在奧斯曼統治的數百年間﹐他們對帝國的文化和經濟發展都做出了顯著的貢獻﹐他們的信仰和習慣受到尊重﹐長久維持在和平的狀態中。 今天﹐世界上有幾個文化中心在重點整理和研究古代奧斯曼的民族政策﹐如伊斯坦布爾和大馬士革﹐因為那裡保存的古代文獻最多。 學者們也經常訪問多數人口是非穆斯林的奧斯曼領土﹐如巴勒斯坦､黎巴嫩､希臘和巴爾幹國家﹐查閱那裡的歷史檔案﹐他們在學術刊物上經常發表驚人的新發現﹐並且分析當時的背景和原因。 研究奧斯曼成為現代世界史學的新亮點﹐吸引許多歐洲和中東的學者關注﹐例如布魯斯•馬思特斯教授最近出版的一本著作《在奧斯曼時期阿拉伯世界的基督徒和猶太人》(Christians and Jews in the Ottoman Arab World by Bruce Masters)。
馬思特斯教授對奧斯曼帝國之前中東地區的猶太人和基督徒人口分佈和生活狀態作了詳盡的描述﹐逐漸過渡到他們近代和現代的社會形態。 當然﹐這部著作的重點內容是探討這些民族在十七和十八世紀的社會處境﹐因為那二百年是土耳其帝國最鼎盛時期。 教授在書中詳細記載了他在敘利亞的大馬士革和阿勒頗兩個地區的調查報告﹐因為那裡非穆斯林的異族傳統歷史最悠久﹐公元七世紀阿拉伯穆斯林驅逐羅馬佔領之後就開始了伊斯蘭﹐一千四百年來﹐當地的猶太人和基督教文化遺產和生活習慣保存至今。
中東地中海沿岸的居民曾經在十字軍入侵和戰爭的數百年期間﹐受盡戰亂的浩劫﹐強大的土耳其軍隊統一了中東﹐給那裡的居民創造了數百年太平和安定。 奧斯曼帝國對當地的居民﹐只求他們穩定和通商﹐選派當地人擔任地方官員﹐對他們的信仰和習俗從不干涉﹐從來沒有發生過集體被迫歸信伊斯蘭的事件。 那個地區﹐以及帝國全境內﹐猶太人､基督徒､拜火教､佛教﹐以及信仰伊斯蘭的各種派別和教團同時共存﹐帝國政府沒有命令統一一種信仰或教派。 許多地方﹐居民們一年參加許多種宗教的節日活動﹐社會和諧﹐文化和習慣互相影響﹐互相交織和融入﹐政府管理超然於民間生活之外。
馬思特斯教授在書中費了許多筆墨﹐告誡今天的讀者不要把奧斯曼帝國想象為一個唯尊伊斯蘭的單一信仰國家﹐帝國之內各族居民自由旅行､遷移和經商﹐沒有種族歧視﹐沒有宗教迫害﹐是一個成功的伊斯蘭社會實踐。 伊斯蘭是帝國的“國教”精神支柱﹐法制根據﹐教育和文化的主流﹐因此﹐穆斯林的社會地位和選拔官員的標準﹐確有明顯的傾向性﹐但不失總體的公允性。 在眾多的信仰和民族中也存在區別對待的政策﹐例如帝國政府比較重視團結希臘東正教的民族﹐因為首都伊斯坦布爾週圍的東正教徒最多﹐南歐斯拉夫民族和希臘人中多為東正教信徒﹐所以在帝國“中央區”和歐洲﹐東正教信徒是社會治安的盟友。 其他宗教和種族也都享有禮貌的平等待遇﹐帝國民族政策只求多民族平靜和社會穩定﹐各族人民的信仰､文化和習俗均任其自由。
馬思特斯教授從奧斯曼帝國的鼎盛時期發現兩個重要的政治因素﹐驅使這個帝國政府對各民族寬容﹕第一﹐奧斯曼帝國王宮中的智囊團“高門”(The Porte)是蘇丹王的政治顧問﹐幕僚們堅持對以寬容政策善待各地臣民維護帝國穩定﹔第二﹐歐洲國家強烈願望同“東方”開展貿易﹐當歐洲的商人們來到帝國各地看到基督教依然興盛﹐信仰政策寬松﹐增強了他們的貿易信心和安全感。 在奧斯曼帝國鼎盛和社會穩定的一個很長時期內﹐大馬士革和阿勒頗地區的天主教教徒逐漸恢復活力﹐人口增多。 歷史的事實表明﹐奧斯曼帝國政府承認梵蒂岡對帝國內天主教教會的權威﹐在中東地區的天主教信徒們生活在以教會為政治核心的自治區域內﹐地方教會有權向奧斯曼政府提出各種申訴﹐維護教徒的權益。 從十九世紀中葉之後﹐高門幕僚們發現歐洲對奧斯曼帝國心懷叵測﹐殖民主義野心日盛﹐開始威脅國土安全﹐才轉變對天主教加以監視和限制的措施。
敘利亞的天主教教會同歐洲的關係密切﹐特別是法國﹐因此﹐歐洲的商人們往來頻繁﹐國際市場生意興旺。 十九世紀後期法國對中東地中海沿岸國家開發殖民主義的興趣引起奧斯曼帝國對天主教教會的提防和反感﹐在大馬士革和阿勒頗地區﹐曾經發生過多次當地穆斯林對天主教徒的仇恨事件。 在二十世紀的歷史演變中﹐當敘利亞､約旦､黎巴嫩相繼成為法國殖民地之後﹐當地的天主教社會同穆斯林加深隔閡﹐依仗外國勢力仇恨穆斯林﹐製造社會事端。 他們雖然使用阿拉伯語﹐但不支持穆斯林以伊斯蘭的名義對抗殖民主義﹐而聯合各國非穆斯林社會模仿西方世俗化政治提倡民主改革﹐成為中東親西方的民眾基礎。 許多阿拉伯組織﹐為了爭取他們的支持﹐也提出了“維護民族國家利益”的新口號﹐這樣在阿拉伯世界出現了歐洲人發明和倡導的地方“民族主義”。
讀馬思特斯的這部歷史新作﹐不僅是了解歷史﹐而是對照今天的世界﹐更為有實際意義﹐因為今天許多國家一籌莫展或者表現不佳的社會問題﹐早在奧斯曼帝國的歷史上解決得十分完美﹐設想佔有世界三大洲﹐包容數百個民族和文化的國家﹐能延續六百年一直維持到二十世紀﹐如果沒有高超的政治原則和能力﹐那便是不可思議的神話。 例如﹐在今日土耳其的伊茲密地區﹐當年希臘正教的信徒是主題民族﹐他們對基督新教排斥和壓迫﹐是土耳其官員協調他們雙方平衡﹔在今天的希臘領土塞薩洛尼基﹐當年猶太人擁有強大的社會勢力﹐他們對基督教徒百般歧視﹐是土耳其官員引導他們和平共處。 橫跨歐亞兩洲的土耳其﹐自古就善於在歐洲和亞洲之間扮演文明橋樑的角色﹐他們有六百年管理不同宗教和文化和平相處的豐富經驗﹐今天怎能忽視世界文化的這筆財富﹖
奧斯曼帝國在二十世紀初1922年被迫遜位﹐與其說是統治無能﹐不如說是西方強國對它的武力逼迫﹐這個帝國從人們的記憶中消失了﹐是人類的損失﹐因為淹沒了珍貴的文明經驗。 今天歐洲的資產階級虛榮心﹐把他們的勝利描繪成工業革命的成功﹐民主和自由社會的優越性﹐對被征服的民族一律視為卑賤､無能､保守和落後。 這是不公正的歷史評價﹗ 能說一個窮漢必然是無知和愚昧嗎﹖ 用強悍的武力征服世界﹐或靠投機倒把一夜暴富﹐都不是高尚人性和聰明才智的證明。 歐洲人寫過許多歷史巨著﹐到處能看到堆積史料的厚本大書﹐多數是勝利者的自我標榜﹐無益於現代文明建設。 馬思特斯教授以回顧歷史為鑒識﹐是向現代人敲響警鐘﹕看看歷史教訓﹐應當感到自慚形穢﹐遠遠不如前人明智。 今天歐美人自由世界的許多行為不是光輝的文明﹐而是比古人更加野蠻。
歐洲強國以船堅炮利征服了世界大部份領土和民族﹐大多數伊斯蘭國家都曾嘗到過殖民主義的災難和痛苦﹐至今還有許多國家受到西方強國的嚴密控制和奴役。 西方在近代歷史的勝利只是浮華﹐表面轟轟烈烈﹐而實際是文明的倒退﹐人心腐敗﹐他們把高度發達的奧斯曼帝國文明經驗踐踏在鐵蹄之下﹐受到野蠻的蹂躪﹐是現代人類的悲哀。 馬思特斯教授在人民讀膩了歷史書的現代﹐又在寫歷史﹐必有高見﹐為當代歷史學家的使命開闢了新途徑﹐新方向﹐學習古人的文明和道德﹐緩解今天世界的困窘。
英文版"Christians and Jews in the Ottoman Arab World﹕The Roots of Sectarianism" by Bruce Masters﹐劍橋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235頁﹐定價$55。 本文作者Resat Kasaba﹐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阿里譯自www.journals.uchicago.edu/HR/journal/issues/43n1/431010/431010.web pdf﹐2006/06/28﹐伊光編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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