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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在沉默中忍受著某些穆斯林的政府壓迫，以無聲的非暴力抵抗洋奴政府引進的西方生活方式，直到有一天發生火山似的噴發。 1979年發生在伊朗的伊斯蘭革命是生動的現代例子。 儘管伊瑪目霍梅尼帶有強烈的伊朗什葉派伊斯蘭特色，他的影響在整個穆斯林世界仍舊是一次成功的伊斯蘭革命。 人們爭論的要點不是這場革命的輸出或者移植的問題，而是如何在伊斯蘭原則的框架之內實行現代化。 伊瑪目霍梅尼領導的伊斯蘭革命具有伊斯蘭運動的最高“吉哈德”意義，而又以現代的革命形式出現在世界舞台上。 吉哈德是道義的概念，而革命是政權的概念，伊朗革命就是伊斯蘭的道德更新與政治權力鬥爭的緊密結合。 這樣的革命是在特定歷史條件下的產物﹔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舊的殖民主義沒落了，身為殖民地的穆斯林世界紛紛獨立，為地方政治勢力和傳統宗教文化創造了復興的機會。 西方國家不是完全撤退，撇手不管，而是千方百計干涉，希望保住他們的勢力不變，過去的利益不受影響。 他們在穆斯林國家創立了一個又一個民族國家，到處扶持新政權上臺，強化西方文化，削弱當地伊斯蘭傳統。 因此，埃及出現了納賽爾民族主義政權，伊拉克由世俗的巴什社會主義黨掌權。 美國利用戰後的機會進入這些地區，代替了前殖民國家，為了維護美國的石油或戰略利益，便在那些地方扶持封建家族上臺，在對美國依賴中幫助美國統治那裡的人民。 獨立的國家收回了殖民主義時期丟失的權利，強化了他們的愛國主義和民族主義特徵，被扶持上臺的統治者不需要西方的民主，只需要獨裁，美國認為只要自己的利益受到保護，就讓他們各行其道，不干涉他們的內政。 美國對這些國家很不放心，因為民族主義可能發作起來產生排外思想，覺得有必要把猶太復國主義安插在不可信任的阿拉伯人之間，於是一個以色列新國家被美國製造出來了。 美國松了一口氣，認為將來可以萬無一失，永遠控制住富產石油的阿拉伯地區。 美國以便保衛這些國家安全為名，在那個地區到處駐軍，派重兵把守美國的利益﹔同時，向這些地方輸入美國的西方生活方式，出口各種物質，把他們得到的石油利潤換回來，存入美國銀行。 穆斯林人民沒有忘記過去殖民時代之苦，現在又看到美國入侵的蠻橫，在舊時殖民地地土壤中的仇恨種子在新文化的衝擊下爆發。 他們發現自由是假象，獨立是欺騙，真主許諾的正義只有從他們的奮鬥中才能得到，這就構成了穆斯林吉哈德精神的根據､條件和目標。在穆斯林看來，西方人所鼓吹的文明是虛偽的，西方社會的文明內臟已經腐朽，西方對穆斯林世界保持深刻的誤解和蔑視，西方對穆斯林國家的外交政策是收買走狗剝削人民掠奪財富。 西方的共產主義烏托邦就象冰山融化了，資本主義代表了世界末日的災難，西方的現代文明是錦繡其外，敗蕠其中，從思想的根底上開始腐爛。 伊斯蘭的理想核心中的公正和平等是最實際的民眾政治，依靠伊斯蘭穆斯林就能得解放。 穆斯林的憤怒在壓迫下聚集力量，伊斯蘭的思想已經走出艾資哈爾大學的講臺，告別了庫姆那樣的伊斯蘭經學院，散佈到穆斯林世界的城市和鄉村､沙漠和山林。 他們不是反對基督教，也不是反對西方，而是反對美國製造的不公正和霸權虐待。 穆斯林對猶太人很熟悉，超過猶太人對穆斯林的了解，猶太人對穆斯林無害，可以成為鄰居和朋友，但是，猶太復國主義是猶太人中的毒素和野心。 因為，美國人在猶太復國主義背後操縱和策劃，穆斯林更加怒不可遏。 美國人在穆斯林心中煽起了幾處典型的怒火﹕以色列對巴勒斯坦人民的恐怖鎮壓､美國對伊拉克人民的經濟制裁､美國操縱和扶持的反伊斯蘭政府､對穆斯林最貧困國家阿富汗的軍事襲擊。 美國代表了敵人的總後台，是最大的世界惡魔，穆斯林的仇敵。 穆斯林在克制著憤怒，有些“極端”分子忍不住要找機會出擊了，他們藏在暗處打擊敵人明處的目標，潛伏在敵人薄弱的環節上，等待時機給敵人致命的襲擊。 美國憑借最強大的武器和電子監控設備，使用軍事威嚇和打擊，把山頭炸平，把地面掀起，在密集的砲火和硝煙之後，他們發現戰場就在眼前，勝利不屬於美國。
如果美國不改邪歸正，徹底檢討他們的戰略和霸權野心，學會尊重穆斯林的人權和自由，那麼，美國不會有安寧的日子，他們的遠程導彈､星球大戰武器､導彈防禦系統都將失效。
代表穆斯林中最激進分子的本拉登，將來不論是死或者是活，他都將是穆斯林的英雄，因為他代表了這個時代穆斯林對美國的仇恨。
多數沉默的人需要他表達穆斯林對美國的反抗和不滿，他是反美情緒的爆發點。 (The
Indian Express，19/10/200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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