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文明，既能安內，又能攘外，自然能夠高枕無憂地長存于歷史的時空之中。如果把亞歐大陸視作一個巨大的蓄水池，那麼，混亂黑暗的中東地區原本就像是一個缺口；由於伊斯蘭教文明的崛起，這個缺口被堵住了，蓄水池終於能夠裝滿水了。

作為亞歐非大陸上最後形成的超級文明有機體，伊斯蘭教文明對於人類文明來說，具有決定性的意義，從此，印度教文明、中華文明、基督教文明、伊斯蘭教文明四大成熟文明體各據一方，亞歐非大陸上的人類族群真正開始了在文明機制下相互交流的新時代。

這些成熟形態的文明有機體，最基本的標誌在於，她們在特定地域的人們中間形成了一整套“放之四海而皆準”的共識作為處理人類社會事務的準則——系統化的制度性邏輯範式——上層建築作為穩定社會的基石，從而能夠在一個廣大的地理空間維持著人們特定的生存模式。所謂系統化的制度性邏輯範式或上層建築，其核心功能包括：能夠在族群間建立穩定的對話與交往機制；能夠抑制族群間無休止的衝突；能夠修復由於衝突或戰爭而被破壞的社會秩序。

從根本上來說，文明中的制度性邏輯範式是對於人類自西元前2000年進入金屬時代以來被破壞的人間秩序的重建，或者說，它使亞歐非大陸上的人們適應了金屬戰爭時代以來的新秩序。它體現為內部和外部兩種維持穩定的基本能力，對內來說，能夠消化文明體內部族群間的衝突所帶來的失序性震盪；對外來說，能夠抵抗來自其他文明體的衝擊，特別是必須具有對於那些處於文明週邊地區的遊牧民族的抗打擊能力，從而將衝擊文明社會的遊牧民族“繩之以法”，並加以同化。

伊斯蘭教文明對於人類文明最偉大的貢獻就在於其在東西方之間建立了文明傳播的橋樑。伊斯蘭教文明既是文明的創造者，亦是文明的傳播者。在某種程度上說，其傳播者的角色遠比創造者的角色更為重要。

歐亞大陸陸路上的文化交流由來已久，早在漢唐時期，不少波斯人就來到中國經商。11世紀金、宋時代，歷史上有記載的到達中國的半商業半外交性質的阿拉伯使團就有20個以上。這些交流活動在伊斯蘭教成為主流文明之前，總是時斷時續的，受到交通安全和地理屏障等因素的制約。造紙術的傳播是一個最明顯的例子，早在西元105年，東漢時的蔡倫就改進了造紙術，低成本的紙在中國廣為應用，但這種生產工藝卻一直沒有西傳。直到西元751年塔拉斯河戰役後，中國唐朝軍隊戰敗，不少能工巧匠被俘，他們將中國的許多先進技術傳授給了阿拉伯人。8世紀後期，阿拉伯人在撒瑪律汗所建立的中東地區的第一座造紙作坊，就是由中國工匠負責的，而此時是在造紙術發明以後至少過了600年才發生的歷史事實。此後，造紙術漸次西傳，西元793年造紙術傳到巴格達，西元900年傳到開羅，西元1100年前後傳到伊比利亞半島。造紙術對於傳播文化具有革命性的意義，據說製作一本《聖經》至少要用300張羊皮，而與羊皮相比，紙的原料幾乎是無成本的。因為有了幾無多少成本的紙，那些原本只能藏在神聖場所或個別人家的文化寶典於是可以存在於大庭廣眾之下了。

如此重要的技術文明成果，只是在一場戰爭中才被傳播到了中東，這顯然具有一定的偶然性。但是，若沒有伊斯蘭教文明的崛起，或許這種偶然性也不復存在——動盪不安中的尚武的遊牧民族也許並不需要這些中國式的“筆墨紙硯”來修飾他們的生活，或許他們主觀上並不願意成為這些技術性成果的可靠傳播者。中國豐富的技術文明成果需要一個強大的文明作為消化、吸收並加以傳播的載體，只有這樣，才有可能系統性地移植到中東乃至更為遙遠的西方世界。

回望歷史，人類最終能夠走出中世紀，多半依靠了伊斯蘭教文明擔當了這一穩定的傳播者的角色。除此之外，還要歸功於蒙古人對於亞歐大陸的偉大征服。

中國在元代比在以前和以後（直到二十世紀）的任何時候都更著稱於歐洲，這是因為蒙古人統治下的疆土一直擴大到歐洲。喜馬拉雅山以北的全部地區，從山海關到布達佩斯，從廣州到巴斯加，全都在一個政權統治之下，這在世界歷史上是空前絕後的。通過中亞細亞的交通線在當時比在以前和以後任何時候都頻繁和安全。在皇帝的朝廷中充滿了許多有各種技能的歐洲人和穆斯林，以及西藏、俄羅斯或亞美尼亞來的使者。我們知道，雖然蒙古人招請了大批漢族學者參加他們的官僚政治，可是最高的職位一般是讓外族人來擔任；假使蒙古人不能勝任，那末，皇帝寧願指派一位非中國籍的人來擔任。這正是馬可•波羅在西元1271－1297年間能順利完成他的事業的一個因素。（《中國科學技術史〈第一卷〉》 [英]李約瑟著，科學出版社，1975年1月版，300頁）

《全球通史》中轉述了中國人汪力（1314—1389）所撰寫的描述各國使者來朝的情景——

四海之內已成一家，文明到處傳播，不再有任何障礙……許多人（新到中國的人）忘記了自己的故鄉，快樂地生活在我們的江河湖泊之間。他們在中國定居很長時間後，有些人上了年紀，子女也增多了；由於遠離故土，他們不再要求以後葬回故鄉。無疑，各民族之間的兄弟關係已達到了一個新的水準。（《全球通史》（[美]斯塔夫裡阿諾斯著，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235頁）

蒙古帝國在東西方之間建立了一條秘密頻道，原先各自發展的族群式洞穴文明，在幾個超級大帝國之間，實現了廣場式完全充分的交流。東西方之間的文明交流主要是將發達的中國農業文明成果——核心是中國先進的經驗性科學技術源源不斷地傳播到中東及歐洲。人們無法弄清每一項中國發明傳播到中東及歐洲的具體時間，但從總體上來說，只要是中國先進一點的東西，由於有了伊斯蘭教文明體這樣一個穩定的橋樑——當然還應包括從海上而來的中東和歐洲傳播者，遲早會成為全人類共用的文明成果，因為先進的技術是無國界的。

在《中國科學技術史》一書中，李約瑟對於從西元1世紀至18世紀從中國傳播到中東和歐洲的主要發明總結如下：

（1）龍骨車；（2）石碾和水力在石碾上的應用；（3）水排；（4）風扇車和簸揚機；（5）活塞風箱；（6）平放織機（它可能也是印度的發明）和提花機；（7）繅絲、紡絲和調絲機；（8）獨輪車；（9）加帆手推車；（10）磨車；（11）拖重牲口用的兩種高效馬具，即胸帶和套包子；（12）弓駑；（13）風箏；（14）竹蜻蜓和走馬燈；（15）深鑽技術；（16）鑄鐵的使用；（17）遊動常平懸吊器；（18）弧形拱橋；(19)鐵索吊橋；(20)河渠閘門；(21)造船和航運方面的無數發明，包括防水隔艙、高效率空氣動力帆和前後索具；(22)船尾的方向舵；(23)火藥以及和它有關的一些技術；(24)羅盤針，先用於看風水，後來又用於航海；(25)紙、印刷術和活字印刷術；(26)瓷器。（《中國科學技術史〈第一卷〉》 [英]李約瑟著，科學出版社，1975年1月版，546—547頁）

此外，印度人發明的如“阿拉伯數字”也經由阿拉伯人傳播到了世界各地。

伊斯蘭教文明這一超級“蓄水池”的功能是如何實現的呢？

一個文明有機體，如同一個人、一個家族，只有具備安全的生存環境才能有所創造，才能形成獨立的人格與特質。作為穩定成熟的文明體，伊斯蘭教文明之所以能夠經受住任何衝擊而屹立不倒，其根本原因在於其具有穆斯林公社的政權組織形式、阿拉伯語和伊斯蘭教信仰共同編織的網路，從而成為聯結各民族和全體穆斯林的紐帶。

穆斯林公社的政權組織形式兼具東方帝國的專制政權組織形式和猶太教、基督教的信仰組織形式。這兩種組織形式的結合，在多族群生活的區域，顯然是成功的模式。這種模式滿足了大陸文明和遊牧文明兩種文明的共同需要。強權專制的力量可以整合更大地理區域的族群；真主信仰的力量可以深入到那些更小規模的分散族群之中。

語言文字的一致性是統一伊斯蘭世界多元民族的基礎。在整合多元族群文明的過程中，阿拉伯語及文字發揮了巨大作用。《古蘭經》是以古萊氏語寫成的，古萊氏語借《古蘭經》而逐漸成為全阿拉伯民族無可爭辯的通用語言。到了11世紀時，阿拉伯語已替代古希臘語、拉丁語、科普拉語和阿拉米語，在摩洛哥到波斯之間的廣大地區流行。在統一語言的基礎上，阿拉伯文字也同樣成了伊斯蘭世界的通用文字。阿拉伯文字的書寫一直是貫穿所有伊斯蘭藝術中的最為重要的主題。從日常用具、民居、清真寺、經學院到宮殿和陵墓上，無不留下了阿拉伯書法銘文的痕跡。

伊斯蘭教信仰不僅是神權專制的核心，而且深入全體穆斯林無所不包的社會生活之中。她不僅代表著社會性的生活方式，而體現出是文明教化的靈魂。伊斯蘭教信仰本身就帶有猶太教、基督教、瑣羅亞斯德教和阿拉伯宗教的成分，與這些宗教具有一定親緣性的同時，卻又不是這些宗教的簡單拼湊，而是代表著全新文明的整合與創新。

在這樣一個包含多族群的超級文明體內，各民族創造的文明在相互交流中重新整合創新，從而有力地推動了人類文明的發展。一些有偏見的歷史學家認為阿拉伯人對中東的征服窒息了理性科學與文字藝術的創造力，但事實可能恰恰相反，在那個特殊的時代，吸收了東西方文明精華的伊斯蘭教文明卻真正代表著科學與進步，體現了當時人類文明的最高水準。正是阿拉伯人挽救了柏拉圖、亞里斯多德以及其他思想家的眾多著作，這些著作後來又反過來傳回西方。穆斯林學者對人類文化生活的每個領域都進行了深入研究，雖然未必有多少獨創的見解，但僅僅在於整理、傳播各民族優秀文明成果這一點上，就已經居功奇偉了！

參考書目

《古蘭經》，馬堅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6年8月版

《全球通史》（[美]斯塔夫裡阿諾斯著，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

《中國科學技術史〈第一卷〉》 [英]李約瑟著，科學出版社，1975年1月版

《中東史》[美]小亞瑟•戈爾德施密特  勞倫斯•大衛森著，中國出版集團東方出版中心，2010年9月版

《〈古蘭經〉與伊斯蘭文化》，王新生著，寧夏人民出版社，2009年8月版

《世界宗教尋蹤》[德]漢思•昆，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7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