恐怖主義相對化-伊斯蘭之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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恐怖主義相對化

 “恐怖主義”一詞在使用中始終具有爭議性,近日阿拉伯世界的外交風波則凸顯了這種爭議。沙特等阿拉伯國家在美國總統特朗普的支持下,以“支持恐怖主義”為由與卡達斷交。

卡達由美國鐵杆“反恐”盟友,一夜間淪落到“恐怖主義”陣營,這種角色的反轉,是因為卡達在與美國和沙特等阿拉伯國家的政治聯盟中,在某些問題上立場不夠堅定。

卡達一直以來支持伊斯蘭主義者推進阿拉伯社會變革,並對伊朗奉行寬容的外交政策。美國與伊斯蘭主義是意識形態上的傳統對手,而與伊朗自伊斯蘭革命後(1979年)便關係緊張。在伊朗問題上,特朗普如以色列所願,一改奧巴馬時期的和平政策,視伊朗為“激進主義國家”,在他接下來的任期中,雙方可能會走向激烈對抗的道路。

沙特等實施專制政體的阿拉伯國家,抱著穩定壓倒一切的立場,與主張變革的伊斯蘭主義針鋒相對。埃及的伊斯蘭主義社團“穆斯林兄弟會”,隨著莫爾西民選政府被軍方推翻,從執政黨地位跌落至“地下黨”,被塞西軍人政府扣上“恐怖主義組織”的帽子強行取締。

伊朗則是沙特的傳統政敵,雙方歷史因素複雜,是你死我活的敵對關係。特朗普政府與沙特等阿拉伯國家就這樣利益重疊,並對立場不堅定的卡達以大欺小,祭出了“恐怖主義”這張牌。

 “恐怖主義”是在後九一一時代,各國在內政外交中打的最得心應手的一張牌,但如今這張牌正在被打爛。在國際社會中,不同意識形態和陣營的個人、組織和國家政權,為了打擊對立面,總是試圖給對手貼上“恐怖主義”的標籤。

在一個國家內部,國家當局也會將“恐怖主義”運用于反對派、異議人士、抵抗運動身上,使對方非法化,然後名正言順地動用國家武裝力量來打擊對方。

納爾遜·曼德拉曾武裝對抗南非種族隔離政權,當時英美因為在南非有經濟利益,不顧這種對抗的正當性,給曼德拉標籤為“恐怖分子”。直到他被監禁了27年後,與白人壓迫者和解,在2008年被從美國恐怖主義名單中除名。他改變了南非的歷史,也從某種意義上改變了世界,在1993年獲得諾貝爾和平獎。

曼德拉去世後那些為他歌功頌德的西方媒體,正是當年把他標籤為“恐怖分子”進行鞭撻的人。曼德拉至死都堅持認為,被壓迫者有武力抵抗的權力。一個“恐怖分子”,同時也是一個諾貝爾和平獎獲得者,這就是我們所處的世界。

同樣是對抗種族隔離政權,同樣是爭取民族解放,巴勒斯坦已故領導人阿拉法特至今仍被西方媒體描繪為恐怖組織頭目。他之所以沒有被摘去“恐怖分子”的頭銜,很大程度上是因為他的革命沒有成功。

但“恐怖分子”的標籤並不妨礙人們對他有一個正面的評價,曼德拉在得知阿拉法特去世時說:“阿拉法特是這個時代中一個最出色的自由鬥士,終身為巴勒斯坦而戰。我為他和其人民的願望尚未實現而感到傷感。”

當塔利班和基地組織武裝抵抗蘇聯入侵時,美國總統雷根把他們稱為“自由鬥士”。後來當他們反對由美國扶植的阿富汗政權時,被美國總統小布希稱為“恐怖主義”。在西方世界內部,因為不同的歷史背景和政治因素,對“恐怖主義”也有相左的評判。美國與英國是傳統盟友,英國視愛爾蘭共和軍為恐怖分子,美國卻不以為然。

 “恐怖主義”在使用中,更多地取決於政治因素和個人的道德觀。被打上“恐怖分子”標籤的人,往往不認為自己是恐怖分子,而是以“革命者”、“自由鬥士”自居,並指責對方是“恐怖分子”。

而被國家當局標籤為“恐怖主義”遭到國家武裝力量打擊的反對派,會指責對方是搞“國家恐怖主義”。個人和國際社會對此的評判,取決於他們的同情心,而不是一個共同的定義。

國際社會至今未能對“恐怖主義”下一個放之四海而皆準、被普遍接納的定義。聯合國擬定的《關於國際恐怖主義的全面公約草案》,至今未能通過。

 “恐怖主義”被各方廣泛認同的特徵是對平民的暴力行為。但不同組織和國家政權,在這個基礎上,加入了各自的價值判斷和對利益的考量,給出了各種定義。這使得“恐怖主義”在含義上不可避免地相對化,在使用中越來越帶有負面含義。今後媒體要想維持自己客觀公正的聲譽,在措辭中就必須慎用“恐怖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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