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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宋時期中阿交往及其歷史意義與當代價值

排行榜 收藏 打印 發給朋友 舉報 來源: 《阿拉伯世界研究》    作者:馬志峰 丁俊
熱度8294票  瀏覽1286次 【共0條評論】【我要評論 時間:2009年3月17日 18:09


  2.唐宋時期中阿之間的經濟交往
  唐朝時期,中國封建社會商品經濟繁榮,生產力有了較大發展,東南沿海地區的經濟實力雄厚,政府推行對外開放的政策,大力發展和阿拉伯國家的經濟關係。當時阿拔斯王朝工、農、商業興旺,水陸交通發達,經濟繁榮,政府同樣實行開放的政策,密切與中國的經濟聯繫。
  唐朝時期,數以萬計的外國商人來到中國首都長安做生意。旅居長安的阿拉伯人數日漸增多,他們中有的“留居長安者或四十餘年,皆有妻子、買田宅,舉質取利,安居不欲歸。”[1]卷232到了唐代中葉,吐蕃進佔西北,“河、隴既沒於吐蕃,自天寶以來,安西、北庭奏事及西域使人在長安者,歸路既絕。”[1]卷232中阿陸路交通受阻,海上交通於是更加興盛,當時中國的對外貿易港口主要集中在東南沿海的一些大中城市,各國商人、旅行家頻繁來到中國,賓客如雲,尤以阿拉伯商人為最多,“諸蕃國之富盛多寶貨者,莫如大食國。”[9]卷3以至於廣州港“江中有婆羅門、波斯、昆侖等舶,不知其數,並載香藥、珍寶,積載如山。”[10]46宋朝由於與西夏、遼、金的戰爭與對峙,西北陸路受阻,且南宋偏于東南一隅,政府開支浩繁,財政拮据“東南之利,舶商居其一。”[7]卷47由此中阿海上貿易更加緊密。宋代中國的造船工藝和航海技術達到很高的水準,“舟如巨室,帆若重天之雲,托長數丈。”[9]卷6阿拉伯地理學家伊德里斯編著的《地理書》說:“中國商船常至亞丁與幼發拉底河口。”可見當時造船技術和工藝的提高,促進了宋代的海外交通,中阿經濟關係獲得前所未有的發展。
  唐宋政府對來華阿拉伯等地外商實行保護、優待、獎勵的政策。唐文宗太和八年(834年)上諭:“深慮遠人未安,率稅猶重。思有矜恤,以示綏懷。其嶺南、福建及揚州蕃客,宜委節度觀察使,常加存問。除舶腳、收市、進奉外,任其來往通流,自為交易,不得重加率稅。”[11]卷75宋朝政府大力發展海外貿易,宋太宗雍熙四年(987年)“遣內侍八人,齎敕金帛,分四綱,各往海南諸蕃國勾招進奉。”[8]卷44南宋高宗紹興七年(1137年)上諭:“市舶之利最厚,若置措合宜,所得動以百萬計,豈不勝取之於民。”[8]卷44紹興十六年複上諭:“市舶之利,頗助國用。宜循舊法,以招徠遠人,阜通貨賄。”[8]卷44宋朝政府對那些能夠招徠外國商船,增加市舶收入的官吏和綱首,則授予官職,以便鼓勵更多的阿拉伯商人來華貿易。南宋高宗時,大食商人蒲羅辛“造船一艘,船載乳香投廣州市舶,計抽解價錢三十萬貫”,政府授予“誠信郎”之職,“賜公服履笏”,囑其回國時“說諭蕃商,廣行船販香前來。”[9]卷3宋朝政府還以補官的辦法鼓勵商人出海做生意。《宋史》記載“紹興六年,知泉州連南夫奏請,諸市舶綱首,能招誘舶舟,抽解物貨,累價五萬貫、十萬貫者,補官有差。”[7]卷186正是因為中國政府的這種保護和鼓勵措施,使得越來越多的阿拉伯商人來華經商貿易。宋代的泉州港內風檣鱗集,雲帆遮天,“當時僑居泉州的蕃客數‘以萬計’。南宋紹興末年(1162年)泉州、廣州兩舶司的淨收入,增至二百萬緡,給宋廷帶來了巨額的關稅收入,約占當時南宋朝廷年度財政總收入的二十分之一。”[12]112與唐朝相比,宋朝出現了一些著名且頗有影響的鉅賈大賈。如蒲壽庚“提舉泉州市舶司,擅蕃舶利者三十年。”[7]卷47他降元後,為泉州港的繼續發展做出了巨大的貢獻。還有蒲亞裡、辛押陁羅、蒲霞辛可、施那帷、蒲羅辛、佛蓮等都是為中阿經濟發展做出過很大貢獻的阿拉伯商人。

 唐宋時期,中阿之間在經濟上相互依存,貿易上頻繁往來,兩國密切經濟聯繫在於互通有無,目的是為本國商品經濟的繁榮而服務。中阿密切的經濟交往不但為兩國帶來了豐厚的經濟利益,推動了兩國的經濟發展、市場繁榮,而且還促進了彼此的瞭解、加深了友誼,在政治、社會、文化等領域產生了積極的作用。
  3.唐宋時期中阿之間的文化交流
  唐宋時期,中阿文化交流是全方位多層面的。當時阿拉伯相對先進的天文、曆法、醫學、製藥、造船、建築等科學技術和各種手工藝產品、香料、藥材、珠寶、樂器等進入中國,為中阿文明的交流與繁榮作出了重要貢獻。
  宋代,阿拉伯天文曆法傳入中國。西域魯穆人馬依澤“宋太祖建極,初召修曆,公精曆學,建隆二年,應召入中國,修天文。”[12]145他應召入中國修天文就是參與編撰應天曆,並把伊斯蘭教的星期制度引入到中國曆法。此外,阿拉伯醫藥學的傳入對中國醫藥學產生了深遠影響。當時就連宋朝皇室貴族在宴會上也時常製作香劑食品,陳列香藥翕然成風。阿拉伯的制糖技術傳入中國,提升了當時原有的制糖技術。阿拉伯建築藝術傳入中國體現在清真寺建築方面,廣州懷聖寺、泉州聖友寺、杭州鳳凰寺、北京牛街禮拜寺、西安化覺寺、揚州仙鶴寺等都是中阿建築藝術交流的傑作。唐宋時期,來華阿拉伯人仰慕中華文明,從唐代李彥升中進士,五代李珣、李舜弦在漢文詩詞方面的高深造詣,直到宋元之際“提舉泉州舶司,擅蕃舶利者三十年”的蒲壽庚等等,都可見中阿文明的交往之深,以及來華阿拉伯人為中國的政治、經濟、文化發展所做出的巨大貢獻。
  隨著中阿交往的加深,從唐到宋來華的阿拉伯人日益增多,這些來華穆斯林往往居有定所,形成自己的社區。如廣州、泉州等沿海城市中出現了被稱為“蕃坊”的穆斯林居民區,唐宣宗大中五年(851年)來華阿拉伯商人蘇萊曼在其遊記中所述廣州蕃坊寫道:“其處有回教掌教一人,教堂一所……中國皇帝任命伊斯蘭教判官,依回教風俗,治理教徒訴訟……”[5]7他們自己的社會組織叫“蕃坊”,貿易區稱“蕃市”,學校為“蕃學”,建造清真寺,在廣大的漢族人群中,形成了自己的小社會。可見當時蕃坊功能完善,具有替中國政府招商引資和開展宗教活動、規範穆斯林習俗、解決穆斯林民事糾紛、建立學校教育子弟和維護穆斯林共同利益等功能。這些歷史記載不但能真實反映出中阿友好交往,更能說明唐宋王朝對異域文明的尊重和寬容,以及阿拉伯人民對華夏文明的嚮往與追求。
  唐宋王朝與阿拉伯國家之間的文化交流是雙向的。在阿拉伯伊斯蘭文化傳到中國的同時,中國文化也傳到了阿拉伯各地。中國的制硝技術約在8~9世紀傳入阿拉伯,被稱作“中國鹽”。火藥傳到阿拉伯後,於15世紀又經穆斯林統治下的西班牙傳到歐洲,對歐洲人的兵器製造和軍事技術起到了推動作用。指南針也是由阿拉伯人傳到地中海地區,義大利人最先接受並用於航海,然後廣傳於歐洲。唐代發明的雕版印刷技術傳到阿拉伯地區,後又傳到埃及。瓷器也是唐宋以來輸往阿拉伯地區的重要中國物品。中國的造紙術、針灸學、脈學、煉丹術、臨床科學經驗也源源不斷地輸入阿拉伯地區,特別是中國的四大發明,不僅對阿拉伯、波斯產生了影響,而且通過阿拉伯人傳向歐洲,對中世紀“黑暗的西方世界”產生了影響,促進了歐洲近代文明的到來,極大地推動了世界文明的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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