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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份轉化與對話文明

排行榜 收藏 打印 發給朋友 舉報 來源: 《伊斯蘭文化》第4輯    作者:洪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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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穆斯林與基督教徒通婚家庭的考察與思考

 

一、  背景:南京城市回族與城市多元宗教

南京是一座多元宗教的城市,佛教、道教、伊斯蘭教、基督教、天主教等五大宗教都有較廣泛的傳播。南京亦是一座以宗教文化影響中國的城市,幾大宗教的影響力已經超越此地而輻射周邊甚至全國。蔣贊初、賀雲翱認為“東吳至民國南京始終是中國佛教中心”[1],南京市政府也正極力把握“七寶阿育王塔的發現、佛頂骨舍利盛世重光機緣,把大報恩寺建成為最能集中體現南京佛教歷史和文化特色的扛鼎之作,提升南京城市的文化品位和國際影響,把南京打造成為漢傳佛教的中心城市”。道教曾在南京廣泛的傳播,但1958年宗教改革後,城區內各大小道觀的宗教活動先後停止。[2]2008年,位於升州路的天后宮修繕一新重新開放,中斷了58年的道教宗教活動得以恢復。基督教(新教)在南京的傳播始於1910年,1923年南京第一座正式的基督教禮拜堂——聖保羅堂建成。民國時期,南京是基督教活動較為活躍的城市,特別是在高等教育、醫療和慈善事業方面,南京基督教界頗有建樹。今天,基督教是南京宗教活動場所數量最多的宗教,全國性的基督教高等學府——金陵協和神學院也在南京。[3]位於石鼓路的天主教堂是南京城區唯一的天主教堂,也是江南地區具有特殊歷史意義的一座天主教堂。該教堂最早是由義大利傳教士利瑪竇創建,後經南京教案、清初禁教等事件,曾使南京天主教活動一度中斷。1864年,法國傳教士隨法國炮艦來南京複堂,重新恢復了南京的天主教活動。[4]

伊斯蘭教傳入南京的時間有唐、南唐、宋等說法,但確切到元時,南京已有一定規模的回回定居。明時,南京回族人口大增,主要集中在城南扇形地域,並以七家灣為中心,東到夫子廟,南到中華門,西到水西門,北到新街口。城區內吉兆營等地也有回民聚居。郊縣回族則主要分佈在江寧湖熟,六合雄州、竹鎮、馬集,浦口星甸等地。

民國時期,南京回族又迎來一次發展高峰,回族人口繼續增加。據史料記載,民國二十三年南京人口為79.6萬人,其中回族人口有5.78萬人。各寺各坊教門興盛,有“城內三十三座清真寺,城外二十二座清真寺”之說。至解放前南京仍有32座清真寺。宗教改革後,全城清真寺合併為7座,文革時期則全部關閉。[5]恢復民族宗教政策後,南京城區開放有四座清真寺:淨覺寺、太平南路清真寺、吉兆營清真寺和草橋清真寺。另外,郊縣開放有8座清真寺。

1992年開始,南京七家灣回族社區迎來了延續至今的大規模“城市現代化改造”。1997年,七家灣核心地帶拆遷,200多戶回民和原大輝複巷女學等建築被拆。2002年開始的更大規模的拆遷涉及到174戶回民和近十家清真餐飲店。2008年,七家灣社區所在的老城南歷史建築街區被媒體關注,一些學者呼籲保護這些具有重要歷史價值的建築文化遺產。但拆遷停止一年有餘後,新的一輪拆遷又將繼續開始,評事街等回族人口較多的老街區也將被拆除,包括七家灣在內的老城南將不再有傳統的回族社區。[6]

今天,南京有8萬回族,是東部沿海地區回族人口最多的城市。建國以來的宗教改革、文化大革命、回民區拆遷等三個歷史事件直接導致南京回族——伊斯蘭文化的式微。相當部分回族,特別是中青年一代已經異化,甚至基本回族飲食禁忌都不再保留。中青年一代回漢通婚率非常高,現在絕大部分30歲以下的回族都出生在回漢通婚家庭,甚至三世、四世同堂的家族只有一位長者是回族。

正是因為南京城市宗教多元化和回漢通婚比例較高,出現了大量不同宗教信徒通婚的家庭。回族穆斯林與佛教徒、基督教徒、傳統民間信仰者等組成的家庭越來越多。本文試以一個回族穆斯林與基督教徒通婚的家庭為例,考察和思考多元宗教信仰家庭如何實現和諧與對話。

 

二、一個穆斯林與基督教通婚的家庭

楊林[7]是南京本地人,回族,在校大學生。楊林的爺爺出生在一個阿訇世家,幼時曾接受過一段時間的經堂教育,直至病逝前仍然堅持拜功。楊林的奶奶在宗教改革前也經常去南京石鼓路清真女學禮拜。楊家第二代有三子,兩女,且都與漢族通婚成立家庭。楊家的長子是殘疾人,在特殊學校讀過童年,對宗教毫無所知,其後人也已經脫離教門。楊林的父親(楊家次子)由於少時就離開家庭,後又在特別的年代下放農村,對教門只有一些模糊的概念,生活習慣宗教信仰都已經異化。楊家的小兒子儘管對“教門”有一定瞭解,但也漸漸遠離了教門,只有開齋節、古爾邦節時會去清真寺。兩個女兒現在的丈夫都是漢族,丈夫尊重她們的生活習慣,家庭飲食也按照民族習慣,家人也經常陪她們去清真寺請阿訇開經、走墳。這是當前南京一個很典型的回族家族,第一代老人保持著信仰,多堅持齋拜;第二代成長於特殊時期,對宗教已經瞭解不多,但仍然堅持自己的回民身份,對開經、走墳等仍然很重視;第三代則基本遠離了回回民族的傳統,宗教信仰和生活習慣大多已異化。

楊林的母親程芳是漢族,她第一次去楊家才知道這是一個“回民家庭”,自己未來的丈夫是回族,但覺得只是公公婆婆不吃豬肉,沒有什麼差異。婚後,她並不與公婆住在一起,所以她一直都不瞭解公婆的宗教信仰和宗教生活。自90年代初開始,程芳的父母、4個兄弟姐妹和他們的子女先後受洗成為基督教徒,其他一些家庭成員則信仰佛教或傳統民間信仰。

楊林曾經同絕大部分出生在回漢通婚家庭的南京青年回族一樣,對伊斯蘭教基本不懂,僅知道一些禁忌和宗教節日。他原本對“回民”、“伊斯蘭教”的記憶僅限於:每年要去糧油站拿“肉帖”,但還不知道這個是給城市回民的,以為人人都有;留著白鬍子的爺爺戴著白帽子坐在板凳上做些奇怪的動作,但並不知道爺爺在禮拜;每年開齋節和古爾邦節,父親會帶他去爺爺奶奶家吃飯,但從來沒有疑問過為什麼餐桌上沒有豬肉;爺爺奶奶家門上有一個紅色的牌子,書寫著一種奇怪的語言,但他不知道這個是“都阿牌”,上面書寫著“清真言”;爺爺奶奶一直住在三茅宮、石鼓路一帶,這裡是傳統回族社區——七家灣的邊緣地帶,也是回族較多的街區,但是他不曾記得那裡有回族——伊斯蘭文化的一絲跡象,卻知道不遠的石鼓路有天主教堂,莫愁路有基督教堂。

楊林的信仰回歸是在大學期間,大學裡幾個西北的回族學生給了他伊斯蘭教信仰的“啟蒙教育”,後來通過他的自學,慢慢開始禮拜、封齋,並且開始關注家族和整個南京回民的信仰狀況。他把南京回族異化的原因歸結於家庭教門環境的淡化和整個城市回族文化的沒落。楊林不曾記得爺爺奶奶曾經告訴過他一點關於回族——伊斯蘭教的知識,哪怕是基本的飲食禁忌。

楊林:“我也納悶為什麼爺爺奶奶的信仰那麼虔誠,卻從來不提及教門的事情。後來我經常去清真寺,發現大部分都是孤獨的老人,他們也從來不和我們這些年輕人說教門的事情,甚至有時候不冷不熱的。我慢慢理解,他們在那個特殊的年代為了堅持信仰,有的被批鬥,有的關牛棚,工作學習生活都受到很大的限制,他們認為‘回回路窄’,自己這一輩因為堅持信仰失去了太多,兒女一輩不能再如此,所以甚至說他們主觀上放棄了對後輩的教育,對後輩的信仰採取放任的態度。”

楊林還認為國民教育中關於“多民族,多宗教國家”內容的缺失也是南京回族青年一代對本民族文化缺乏瞭解的重要原因。他記得第一次在課本上知道回族歷史是在高中學習《中國古代史》中的《元時回回遍天下》一章,那時他方知“自己的民族原來和伊斯蘭教有關係”,也慢慢知道爺爺“奇怪的動作”是在做禮拜,但因為從來沒有去過清真寺,也不知道石鼓路的天主教堂和清真寺的差別,曾經誤以為爺爺去天主教堂禮拜。南京的報刊、書籍和地方文化教材上都很少有關於南京回族文化的內容,甚至南京地圖上大都不標出南京清真寺的具體位置。

儘管南京是東部回族人口最多的城市,也是中國伊斯蘭教傳播史和回族發展史上具有重要地位的城市,但現在的南京已經很難尋找到回族——伊斯蘭文化的蹤跡。回族社區的消失、清真寺複建工作的滯後、清真飲食的缺乏,這座8萬回族人口的城市、這座回回已經生存了近千年的城市已經失去了當日的輝煌。

 

三、宗教:身份轉化與對話認同

(一)信仰皈依:

楊林的童年至大學前基本都是和母親家族生活,假期節日也基本是去母親家族串門。只有開齋節、古爾邦節、春節和假期會抽空去爺爺奶奶家,一年也只有幾天。楊林的家庭條件不算好,他的二舅、五姨一直給予楊林一家非常大的經濟幫助,所以楊林對他們有很深的感激之情。受家人的影響和個人的興趣,楊林也閱讀一些基督教的書籍和佛教的書籍,但他認為自己信仰伊斯蘭教是經過認真思考後的選擇:

楊林:“我信仰伊斯蘭教是‘回歸’,也是‘歸回’,[8]但我不認為我信仰伊斯蘭教僅僅是因為我是回族。我也讀過許多基督教、佛教的書,也去過很多次教堂和寺廟。但是我最終選擇了伊斯蘭教,因為我覺得伊斯蘭教是真理。”

真實生活中的楊林在不斷適應身份的改變,他強調自己是經過宗教比較後最終選擇信仰伊斯蘭教,而不是僅僅因為自己回回民族的身份。楊林經常會告訴他人回族形成中有大量的漢族和其他民族成分,去清真寺禮拜的也有漢族等等,他也不願意在漢族人面前提及“回族”、“回民”,而一概用“穆斯林”、“信伊斯蘭教的”。他希望傳達一個資訊,特別是給母親家族的親人:伊斯蘭教是跨越民族的宗教。

其實,楊林的舅舅姨媽能夠理解這個觀念,他們也認為自己信仰基督教不是信仰洋教,宗教沒有國界和族界。楊林最終選擇信仰伊斯蘭教和他們選擇基督教一樣,並沒有民族的因素。

當然,楊林並非不在意自己的回族身份,而是在不同的處境中巧妙的進行身份的轉換。在參加宗教活動或和其他回族同胞在一起時,他仍然強調“自己是回族”,也認為回回民族同伊斯蘭教之間不可分隔的關係。但在同母親家族在一起時,為求得與家族人的身份認同,他不希望除宗教信仰不同之外還有民族不同的差異。

楊林:“我在草橋清真寺遇見到一個漢族婦女,他找阿訇來瞭解伊斯蘭教,原因是他的丈夫是回族,但是原本生活習慣等已經和漢族一樣,這幾年到清真寺學習教門知識後,開始禮拜了,生活習慣也回歸回族傳統。這個婦女就很不適應,一是她覺得自己原本不是嫁給一個回族,或者說原本的丈夫就是漢族,現在‘教門’了,變成了回族,整天戴著白帽子,飲食習慣也講究了,朋友也多變成了回族;另一個是她是信佛教的,家裡供著彌勒佛,丈夫背著他丟掉了,不讓她再去燒香,自己卻在家裡禮拜。她的想法時,丈夫突然的變化她很不適應,她想瞭解伊斯蘭教到底是什麼樣的宗教,她想說服自己,或者說服丈夫去適應對方的生活方式。”

這是南京回漢通婚後不同信仰者之間關係的一個個案,儘管許多南京回族已經異化,同漢族無異,但仍然有一部分回漢通婚家庭出現了“文化不適”,特別是一些中年回族慢慢回歸母族後與伴侶和兒女,青年回族回歸後與家人關係發生的變化。

(二)宗教活動

楊林的母親程芳是漢族,原本信仰佛教,每年都要數次去南京雞鳴寺燒香祈福,家裡也供著觀音菩薩像,楊林小時候也經常跟著母親去。但從2007年,楊林“回歸”伊斯蘭教後,程芳就再也沒有去過佛教寺廟,還把家裡的觀音像送給了別人。楊的母親對伊斯蘭教的看法是矛盾的,一方面她認為“這個宗教還是有許多優點的”,但另一方面又有覺得太嚴格,不能適應現代城市人。

程芳:“我不反對楊林信教,伊斯蘭教很多教義規定都很好,比如教人為善,誠實守信,對老人要孝順,要厚養薄葬。但是我覺得有些規定太嚴格、太死板,現代社會,特別是現在的南京有幾個回民那麼講究?比如封齋,一個月不吃不喝,生物鐘全部都打亂了,這顯然身體不好。”

程芳不反對楊林禮拜、和穆斯林朋友聚會、讀有關伊斯蘭教的書籍,但堅決反對他封齋。她這樣的想法其實也是受信仰基督教的兄弟姐妹的影響。楊林的舅舅姨媽們每週日都要去教會禮拜,年邁的外婆前幾年也會去教會,特別是二舅,除了周日,平常晚上有空也會去教會參加宗教活動,教會的兄弟姐妹也經常到他家。程芳瞭解他們有規定的宗教生活,也通過他們知道宗教生活對於宗教信徒是必不可少的,所以她理解楊林每天禮拜的習慣。但也正是因為她看到兄弟姐妹們沒有諸如封齋之類的宗教活動,去教會也只是“去教會聽聽道”,宗教活動“沒有成為一種負擔”,所以她反對楊封齋。

這只是程芳對楊林信仰感知的一個例子。處於基督教信仰和伊斯蘭教信仰之間的程芳本身也在矛盾和調和中。她認為這兩個宗教沒有“孰對孰錯”之分,也沒有“孰好孰壞”之別。她存在只是一個“宗教”的概念,形成了自己對宗教的看法。她覺得一個人選擇一個宗教很正常,就如她的家族中有信佛教的,有信基督教的,所以她對自己的孩子信仰了另一個宗教——伊斯蘭教並不感到意外。在家族生活中她一直扮演著一個弱者的角色,因為身體不好,經濟條件一般,兄弟姐妹給與了她很多幫助,她也十分信服他們。二舅和四姨一直熱衷於向家族的人宣教,在家族聚會中也總是提到關於基督教的種種事情。程芳從他們那裡瞭解了許多基督教的事情,也一定程度上影響了她對宗教的認知,所以她會用兄弟姐妹對基督教的遵守去衡量楊林對伊斯蘭教的遵守。

但程芳對基督教並不感興趣,儘管自己身體不太好,經濟狀況也不佳,但她不認為這是她信主的原因(她知道教會裡頗多基督教徒是因為這些原因受洗成為基督教徒)。而另一個更重要原因是受到楊林的影響,她也並不認為基督教像她的兄弟姐妹說的那樣是唯一的選擇,她認為伊斯蘭教在某些方面要優於基督教信仰。在家庭聚會上,兄弟姐妹也會詢問程芳關於楊林和伊斯蘭教的事情,出於對基督教的擁護,他們會表現出對楊林的宗教信仰和宗教生活的抵觸和質疑。這個時候,程芳出於保護楊林的本能,反而會解釋這些都是楊林自己的事情,而且沒有影響到楊林的學業,她並不干涉楊林,而且楊林的女朋友也是穆斯林,也禮拜、封齋,對她也很好,她不想因為這個破壞家庭的和諧。

但楊林仍然小心翼翼的處理同母親的關係,他覺得母親漢文化的思想是根深蒂固的,她還是不能接受伊斯蘭教,並且楊林認為處在伊斯蘭教和基督教之間的母親思想波動性更大,自己的一個錯誤舉動“會將母親推向基督教會”,那是他不願意看到的。

楊林:“母親永遠把我當孩子,所以她不願意認同我的話。她是一個家族情節濃重的人,她更重視家族成員的意見。她會很直白的告訴我舅舅和姨媽對我的信仰的態度,當然多半不是鼓勵的話。現在慢慢的她也聽的進一些我的話,因為我也掌握了一些和她交流的方法,我已經能把握她喜歡聽什麼,不喜歡聽什麼。我也處處注意不要觸及她對伊斯蘭教的敏感神經,比如我儘量等她休息時在自己的房間禮拜,從來不在家戴‘白帽子’,也基本不把穆斯林朋友帶回家。我也在摸索和基督教徒、佛教徒交流的方法,每次交流都不觸及敏感的話題。”

(三)信仰對話

在家族中,楊林和二舅討論信仰問題最多,因為二舅參加宗教活動最積極,文化水準也較高。在學習生活中,二舅也給予楊林很大的幫助,所以楊林與二舅也最親近,幾乎每次見面,他們都會討論宗教問題。也正是因為楊林與二舅之間非常好的親情,楊林透過“這個基督教徒舅舅,看到了基督教徒的真實一面和基督教的真實一面”。

楊林:“我是穆斯林,但我從來不會說基督教或者其他宗教的不是。一是因為伊斯蘭教是寬容的宗教,號召我們與其他宗教信徒和平相處,二是因為我的家人有許多基督教徒和佛教徒,通過他們我瞭解到了基督教信仰和佛教信仰,我對他們也懷有敬意和感情,我對其他宗教同樣懷有敬意。我去其他城市旅遊、出差,肯定要去清真寺禮拜,但是時間允許,我也會特意去當地的教堂看看。我去過上海、鎮江、鄭州、蘭州、蕪湖等許多城市的基督教堂、天主教堂。回家後,我也會把我看到的教堂的情況和當地基督教發展的情況告訴舅舅。”

楊林和二舅討論信仰問題時似乎也達成了一些共識,所談的話題,也往往是一些具有明顯共性的問題,諸如順服和崇拜主(真主、上帝)、多行善、多祈禱、多懺悔、多參加宗教活動等。旁聽者甚至聽不出他們是在不同的宗教立場上討論問題。比如有這麼一個細節,楊林不用“真主”一詞,二舅也不用“上帝”一詞,他們十分默契的選擇了“主”、“神”或“造物主”來代替。

但對涉及到兩個宗教教義核心的觀點時,雙方都表現出極強的立場。比如二舅十分強調“人的原罪”,楊林則會立刻十分明確的表明自己的宗教立場。楊林會用《古蘭經》中經文證明基督教和伊斯蘭教是同源的宗教,穆斯林和基督教徒是信仰一個“主”,表達對基督教的善意,但二舅從來沒有直接認同這個概念。但很快,楊林就會找到另外一個具有共通性的問題,使得稍顯激烈的爭論恢復到平靜。

楊林:“很顯然,沒有差異就是一個宗教了。我們確實應該強調共通點,但不能無限誇大共通點而掩蓋差異。對基本原則問題,我不會默不吭聲,會直接表明伊斯蘭教的立場。我們不是在相互宣教,不是比誰能說服誰。我們是一家人,一家人不是靠差異活著的,許多家庭沒有宗教信仰,四分五裂,我們這個家庭有不同的信仰,不能因為這個不團結。所以我不願意去和家人辯論這些問題。”

從楊林的二舅第一個受洗成為基督教徒開始,家族中基督教徒一直在不斷增加。家族聚會上,關於基督教的話題也被較多的提及。很顯然,無論是在這個家族,還是整個中國,基督教都呈現出較快的發展勢頭,發展速度明顯超過其他宗教。當家人談到“某某人(家族成員)已經受洗”,“教會的活動超過多少的人”之類的話題時,楊林自然覺得不舒服。所以他會告訴他們,“基督教在中國的發展可能只是基督教在世界傳播的一個個案,西方國家,特別是歐洲傳統基督教國家的敗落是顯而易見的。”他還會“提醒”他們,一個宗教的發展不能僅僅看數量的堆積,“速食式的宣教”只是帶來些表面繁榮的跡象。這些極具針對性和挑戰性的對話卻沒有引發家中基督教徒的不滿,因為楊儘量從一個大家都能接受的角度去解釋這個問題。

楊林:“我當然有點不能示弱的意思。我不會說‘基督教發展這麼快沒有什麼了不起’這樣的話,我只是說宗教發展也要注重品質,有些人選擇基督教不過是佛教或者其他宗教的替代物,相當部分基督教徒並不瞭解基督教信仰,他們的人生、道德和素質沒有得到真正的洗禮和改善。如果基督教徒的標準降低了,並沒有什麼值得沾沾自喜的。很顯然,他們接受我這樣的觀念。儘管舅舅會告訴我,基督教徒分成很多種,部分是‘恩典基督教’,他們接受哪怕一點基督教的信仰都是主的恩典,主沒有對他們有過高的要求。儘管我不能接受他這種說法,我也不會再去反駁他。”

楊林將同其他宗教的信徒交流的經驗總結為:善意表達、學會聆聽、尊重差異、求得認同。從他與家人,和他的許多非穆斯林朋友的關係來看,他的經驗算是成功的。他也指出,相互瞭解是對話的基礎,許多穆斯林或基督教徒在網路上展開論戰,但往往對另一個宗教可以說是毫無所知,也並沒有和對方真正接觸過。為了增進相互瞭解,楊林同幾個基督教朋友相互贈送了大量關於伊斯蘭教、基督教文化的書籍,並且承諾將這些書籍轉交更多的教內的朋友去閱讀。

四、生活習慣:堅持與妥協

楊林在大學學習期間開始回歸信仰,其所在的大學有清真食堂,他在回歸信仰後開始嚴格遵循伊斯蘭教的飲食要求。但他意識到,回到南京後,完全嚴格按照教法規定安排飲食十分困難。一是因為在南京購買清真食品較為困難,特別是牛羊肉只能在清真寺買到,雞鴨等只能在大型超市購買幾個品牌的包裝生食,且南京清真肉類等價格較非清真肉類要貴不少,二是家裡的飲食主要是母親程芳安排,嚴格按照去上述地方買牛羊肉十分不方便。經過幾次爭執和磨合,楊家最終形成了這樣的就餐模式:楊林在家時,一家飯菜嚴格按照清真飲食標準,牛羊肉由楊去清真寺或超市購買;楊林不在家,只要沒有豬肉,楊林不干涉父母吃什麼。因為清真肉類價格昂貴,而且只能去清真寺購買,程芳始終認為伊斯蘭教對飲食的要求太過嚴格,而且她看到“同樣是信教的”兄弟姐妹們什麼都吃,沒有忌口,她更加不解楊林為什麼對“吃飯的問題”如此苛刻。

程芳:“我們單位以前也有回民,就是不吃大肉,其他和漢族一樣。清真的牛肉賣到22元一斤,實在太貴。買雞鴨還必須要有‘刀口’,不就是多念了一句經嗎,差別有那麼大嗎?以後這樣,在社會上實在很難生存。他們(兄弟姐妹)也信教,就沒有那麼多講究。”

楊林對他母親的疑惑也經歷了多次的爭執,楊林的父親已經對飲食問題沒有太多禁忌,其實家中唯一有清真飲食要求只有他一個,所以楊林知道,解決這個問題只有靠耐心的說服和階段性的妥協。楊的母親和家族人不少都有“富貴病”,楊就從營養學的角度宣傳清真飲食的科學性和養生意義,這在一定程度上改變了楊的母親對飲食問題的看法。

在上大學之前,楊林經常參加母親家族的聚會,特別是每週六的家庭聚會,並在外婆家就餐,但大學後,楊林不再去外婆家吃飯,因為“外婆家的飯不清真,不能吃”。春節的年夜飯和外婆的生日楊林也總是找理由推辭掉。親戚對此都有意見,覺得楊林變成了“外人”。楊林原本試圖通過《聖經》舊約中關於飲食的禁忌求得同家人的認同,但二舅告訴他“舊約是戒律時代,新約是恩典時代”,他們並不需要遵守舊約的戒律要求。

後來,楊林和母親商量,做飯所有的原料都從家裡帶來,肉食也是楊林從清真寺買來,母親一大早去外婆家將所有的鍋碗瓢盆清洗一遍,做一桌清真的飯菜,供全家食用。這在傳統回族地區的穆斯林看來還是不能接受的事情,但楊認為可以這樣做。

楊林:“鍋碗瓢盆洗乾淨,肉食都是我自己準備的,沒有問題,都是清真的。更重要的是,家族親情的維繫需要我這樣做。有穆斯林和我說你可以和家人解釋清楚,然後不去吃飯。我覺得說這樣話的穆斯林並沒有我這樣的處境。當然,我也會去問阿訇,這樣是否符合清真的標準,有的阿訇說可以,有的說不可以。很多國外的穆斯林,中東的,南亞的,他們說這個很正常,並沒有什麼問題。所以,我告訴自己這個是我能做到的最好的狀態。也是處理這個家族關係危機最好的方法。”

楊林的二舅最先受洗成為基督教,也是家族中最積極參加基督教教會活動的成員。他積極主張受洗後需要“同某些違背基督教教義的傳統中國文化習俗割裂”,但家中另外一些基督教徒卻並不認同他的想法。比如,在祭祀祖先的問題上,二舅一般以獻花的形式表示思念,而其他一些家族中的基督教徒仍然會燒紙錢、金元寶之類。楊林作為穆斯林自然不會贊同“燒紙錢”之類,所以每到七月半,大年三十等家人等燒紙錢的時候,二舅和楊林就會一起勸阻家族不要這樣做。只不過,二舅是從基督教的角度,楊林則不會從伊斯蘭教的角度,而是選擇從環保等家人能理解的問題。

五、政治問題:爭執與反思

當今世界政治風雲變幻,“恐怖襲擊”、“人體炸彈”、“原教旨主義”等許多重大事件的關鍵字匯,往往和伊斯蘭教聯繫到一起。一般的老百姓對這些國際事件的資訊獲得,基本是通過媒體,而媒體,特別是西方媒體往往熱衷於將伊斯蘭教表述為一種極端、暴力的宗教。“9.11”發生之後,許多人對伊斯蘭教產生了極大的誤解。母親家族對於楊林的信仰最大看法之一就是“害怕楊林走到邪道”。這也是楊林最希望改變家人對伊斯蘭教的誤解的原因。

楊林的三舅是研究西方政治與西方文化的學者,特別是關注基督教對西方政治、文化的影響。他經常去教堂聽道,也贊同家人信仰基督教,自稱是西方基督教文化的信仰者,但還不是基督教徒。但他對楊林信仰伊斯蘭教卻表現出反對態度,他經常主動找楊林交談,下載一些“網路上收集的反伊斯蘭教的文章”給楊林閱讀,試圖說服楊林重新省視自己的信仰:

三舅:“為什麼這麼多恐怖事件同伊斯蘭教有關聯?為什麼大部分伊斯蘭教國家都貧窮、落後,且沒有民主、自由和基本的人權保障?這其中必然與這些國家的宗教文化基礎——伊斯蘭教有必然的聯繫。西方國家的發展、民主和人權很多是基於基督教精神,這種文化是較伊斯蘭教更優越的。我不希望楊林最終走向極端,但是伊斯蘭教就是有暴力和極端的因素的。”

在同三舅的交談中,楊林表現出同其他家族成員交談時少有的不冷靜,他不能忍受對伊斯蘭教的曲解,特別是用基督教去衡量伊斯蘭教。

楊林:“三舅對伊斯蘭教的瞭解僅限於電視、報紙和網路上那些帶有明顯曲解意味的報導和花邊新聞,這些新聞又多是出自西方的媒體。儘管他對我很好,他的文化水準也很高。但不代表在對伊斯蘭教的理解上他就有多高造詣,他也承認,他沒有讀過一本關於伊斯蘭教的書籍,也不知道《古蘭經》這一最能反映伊斯蘭教基本教義的經典裡寫了什麼。沒有讀過《聖經》的人可以隨意得出對基督教的正確評論嗎?如果他對伊斯蘭教沒有基本的常識性理解,我覺得我們之間是不構成對話基礎的。所以,每次談話,都是他說他的,我說我的。我其實理解他的想法,他是為我好,害怕我變極端,害怕我受到不正確的思想的影響。但關鍵是伊斯蘭教不是他口中的那樣,我相信我認知的伊斯蘭教的真精神是和平、行善、寬容的,我反復強調這點。”

三舅的質問其實也給楊林帶來了反思,他開始大量閱讀關於中東政治、國際關係的讀物。他在總結伊斯蘭教和基督教在中國的發展後,認為基督教在快速傳播一個重要的原因是基督教的形象已經改觀,國人通過基督教徒認識了基督教,同樣國人也是通過回族、維族和媒體裡伊斯蘭教世界認識了穆斯林。

六、結語    

多元城市、多元家庭中的個體有多重的身份,文中這個回族穆斯林與漢族基督教徒通婚的家庭中個體的身份更是複雜,但可以肯定的是,適當的身份轉化才能適應多元變化的環境。楊林在同回族同胞,特別是遇到已經異化的回族時,強調回族的民族身份;在清真寺參加宗教活動或同其他穆斯林在一起時,強調穆斯林的宗教身份。在同母親家族聚會時,楊林則儘量淡化回族和穆斯林的民族宗教背景,強調自己作為家族成員的身份;而在面對家族中無宗教信仰或信仰佛教等中國傳統宗教成員時,他又會自動同信仰基督教的家族成員形成宗教徒或信仰“獨一的造物主”的宗教徒的“統一戰線”。在穆斯林或者其他宗教信徒的聚居區,一個個體在日常社會中允許以一種身份生活,但在多元文化背景下,這顯然不能。完成不同身份間的成功轉化是實現多元文化和諧相處的重要條件。   

楊林:“我也經常去基督教堂參觀,我會告訴那些基督教徒,我是穆斯林,而我的家人中有許多的基督教徒;我也會告訴我的穆斯林兄弟姐妹,我的親人中有許多基督教徒和佛教徒。我很樂意告訴他們,穆斯林是什麼樣,基督教徒是什麼樣,很樂意告訴他們如何和諧相處,如何去尊重另一種文明。我相信,生活在一個多元宗教的家庭是幸運的,因為這會給我們一個最好機會瞭解彼此,不至於枉生歧義。儘管差異是存在的,但差異本身也是一種美,一種諧。”  

生活在這樣一個家庭中的楊林就是“對話”的個案。這裡就產生了一個新的問題。能夠開展真正對話的雙並方不是各自文明中的普通個體,而是首先應該對自我文明有充分的理解,能代表某一文明,並且對他者文明有一定的認知。對話的各方或者各群體能到達這樣的思想積澱才能稱之為對話,才能真正開展有效的對話。不瞭解自我和不瞭解他者是無法開展真正有效的對話的。但現實的多元世界,卻不可能每個個體都具備這樣的能力。楊林是回族穆斯林,他母親家族有許多基督教,但他們都並不精通於宗教,也並不足夠瞭解彼此。誤解、偏見、矛盾,似乎不可避免。但至少從觀察中可以發現,這個兩教並存的家族保持著和諧,傳播著這種和諧。   這個家族中的每個個體都遵循著“對話文明”:兩種文明中的普通者相遇,彼此並不瞭解對方,視對方不僅僅是一個個體,而是另一種偉大文明的代表,不僅僅在同一個個體對話,而是在同一個偉大的文明對話,應該保持恭謙和友善,採取相互尊重、包容差異、不斷瞭解的態度。楊林與家人堅持著“對話文明”的態度,視對方是為伊斯蘭教文明(基督教文明)的代表,表現出對這一文明的尊重和恭謙,並且不斷增進對對方信仰的瞭解和學習。中國是多民族、多宗教的國家,多元性應是中華文化的特徵。同西北、西南等少數民族相對聚居地區不同,東部沿海城市的族際通婚(主要表現為回漢通婚)已經較為普遍,不同宗教信徒之間的結合也已很平常。從楊林和他的家族的個案來觀察,他們對自我的堅持和對另一種宗教的尊重,以及引發的思考和討論,對調和不同宗教關係具有借鑒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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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南京日報》,2010年7月8日,頁B4。

[2] 《揚子晚報》,2008年5月22日,頁A37。

[3] 楊新華:《南京名片》(南京:南京出版社,2006),頁63。

[4] 楊新華:《南京名片》,頁65。

[5] 伍貽業。《南京回族伊斯蘭教史稿》。南京:內部出版,1999,頁232。南京清真寺數量的說法有多種,根據《南京回族伊斯蘭教史稿》記載,太平天國前,南京城區清真寺有36座之多,新中國初期市區有清真寺、清真女學和清真義學32座,郊縣有21座。“城內三十三座清真寺,城外二十二座清真寺”則可能是民間為順口而說的一種說法。

[6]吳曉等:〈現代化浪潮中少數民族聚居區的變遷實考——以南京市七家灣回族社區為例〉,《規劃師》第9期(2008年9月),頁15~21。

[7]  文中相關人物皆為化名。

[8] 由於各種原因,原本信仰異化的回族信仰了伊斯蘭教,穆斯林內部不稱這位皈依,而稱“回歸”,意指回族本就應該信仰伊斯蘭教,異化的回族信仰伊斯蘭教是回歸、恢復。楊林將“回歸”詞序顛倒,他認為“歸回”這個詞更能說明回族形成發展與伊斯蘭教的關係,回族恢復信仰才是“回”,是恢復“回”的真正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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