鴻壽坊清真寺的記憶
——記老上海的一座自建、自養、自管的清真寺
人之將亡其言亦善,鳥之將亡其鳴亦哀。 作為一個八十多歲的老人,我可能已經意識到自己是行將歸真之人,言善不敢,說真話還行吧。
今天我要講一講解放後被合併的清真小寺,即上海的鴻壽坊回教堂——解放前上海的清真寺都叫回教堂。 我覺得這也是我自己的責任, 把這一段歷史留給後人,讓人們能夠永遠記住這段歷史,記住那些鄉老們,那些平凡的、 普通的但是確實是高尚的人們, 他們的確是一些值得紀念的人們,尤其是值得我們今天的人們向他們學習的。
首先我要聲明一下,我只是憑自己的記憶,我們這裡並沒有可查找的記錄,我也沒有那個精力再做有關的考證。 那還是我十幾歲時的記憶,差不多六十年前的事情了。 如果可以查到相關的資料,那當然好。
當初我回民初來上海大多是無田無地的貧苦教胞,在家鄉遇了災、遇了難,另一方面,當時的日本人在滬西開了建了紗廠, 城市規模在擴大,產生了不少就業機會, 他們到上海來投親靠友,能找親戚的找親戚,能找朋友找朋友,親幫親鄰邦鄰的,做一點小生意維持生計;而且文盲多,很少有文化人,當然不是絕對沒有。我這是指滬西一帶的教胞。
伊斯蘭不只是我們的信仰,更是我們的生活方式。 因為有自己的風俗習慣,婚喪嫁娶的需要,沒有清真寺是不行的,清真寺是我們首先要建立的。生活雖然貧困,但是當時教胞建寺的熱忱是現在的教胞們無法想像的。按現在的人們的思維來講,連一日三餐的溫飽都成問題還要建清真寺?腦子是不是有問題?
首先以各教親的同鄉為依據——就是河南人找河南人,安徽人找安徽人……,而逐步建立了各個清真寺。所以藥水弄回教堂叫河南寺、江甯路回教堂叫山東寺、鴻壽坊回教堂叫安徽寺、景星路回教堂則稱之為蘇北寺了。但是這並不等於分幫分派,實際上每個寺內哪裡的人都有,哪個寺裡都有河北的、安徽的、河南的、山東的、江南江北的都有, 從不分彼此, 只是以某一個地方的人牽線帶頭集資建寺而已。 每個寺雖小, 但是都具有大小淨的水房、禮拜大殿、阿訇證婚和給亡人站“著那則”的大廳和亡人處理房。
以上的四個寺的經濟來源全靠鄉老眾人點點滴滴的捐助,聚沙成塔。 滬西清真寺的都是窮苦人,不像上海的西寺和北寺,即小桃園清真寺和福佑路清真寺,那裡是有不少的古玩商和珠寶商可以依靠。我這裡只說上海的那些窮苦人的清真寺。
由於我家以鴻壽坊清真寺為鄰,所以我對該寺最瞭解。以下的主要就是敘述鴻壽坊清真寺的解放前的情況了。
租賃建寺:艱苦簡陋 一應齊全
鴻壽坊回教堂建於何時我沒有考證(注1),是在藥水弄回教堂之後建成的。該寺是承租了兩棟石庫門房子,這兩座石庫門房子均為兩層樓,實用面積約為200平方米,我是去年用腳步估算了一下的。由於該寺為里弄的最後兩棟房子,所以靠弄堂的山牆還多占了弄堂到底的一片地,多了20多平米:一邊為亡人房,一邊為廁所, 廁所的上邊還加了一層為寺司務的住房;二樓全部打通為禮拜大殿,掛了四個吊扇;下層,明間為大廳,旁邊還有一個內廳,前面還留了一個七八平米的醫務室,後面全部是水房,屋裡當中的小天井下層為鍋爐房,上層為海利法的學習房,就只有4個平方,鋪張床;灶坯間的上面是是阿訇的住房,再上邊又蓋了一個小房間為帳房間。這些房間都很小。樓下大廳為禮拜後休息的客堂間,一圈都是古式古相的有扶手有靠背的椅子,兩椅子之間還有茶几,有七八套。清真寺裡的桌椅板凳都有人捐助,上面還刻有名字。具體的捐助者的名字現在是記不得了。電扇,大殿裡的四個吊扇,下面客房裡有一個吊扇;當時阿訇房間裡都沒有,是以後才添置的。
經濟來源:同心協力 聚沙成塔
建寺之初連收捐的人都很難找到,都在忙各自的生活,文盲又多, 連個開收據的人都難找到,有文化的人又要忙著上班,當初只能收“筒子捐”。 所謂的筒子捐就是一個人背著一個鐵皮筒子:長寬一尺許,約兩三寸厚,上開一條縫,箱子上加一把鎖。當初是一個瘸子,三十來歲,背著“筒子”挨家挨戶的跑,教胞便放一點銅板入箱內,不記名,也不開票。
是的,那個時候清真寺裡是不放乜貼箱的。清真寺門口放個乜貼箱,有時候會把人嚇跑的。
收筒子捐的人是一個殘疾人,清真寺照顧他為大家收捐。他背著筒子,因為裡面放著銅板,走路的時候叮叮哐、叮叮哐地作響。大家都叫他“筒子”,一直到老了大家都還是叫他“筒子”,以至於沒有人知道他的真名了,可能是個安徽人。
當時的清真寺就是靠這些銅板維持著,一個銅板就相當於一毛兩毛錢。 現在的人是無法想像的。 後來才逐步請到人開收據來收捐款,稱之為“收據捐”。歷任收捐的人有:陳少亭、張蘭生、穆增祿、穆芳田等人。穆增祿是南開大學畢業的,英文是呱呱叫的,但是腦子受刺激了,是天津買賽來的八大家人,是躲避婚姻問題逃出來的,像一個乞丐一樣,只有禮拜寺照顧他。穆芳田就是解放後普陀區宗教局劉局長的老丈人。這些人就開始提著一個包,走著挨家挨戶地上門開票收捐,清真寺的經濟情況也才有所好轉。
因為我們回民沒有文化,貧窮,十之八九是做小販,做大餅油條、包子饅頭等等攤點生意,很少有固定的職業。當然也有做的大一點的,如做古玩、棉花、飯店、食品店等等,但這些人不在我寺的範圍內。
就在這樣的一個艱苦的環境下,他們創建了清真寺。清真寺的開銷成了每一個鄉老的責任,他們盡一切力量向寺內捐助。 但是靠平時的捐款還是不夠清真寺的開支, 所以每年夏冬兩季發起捐款。夏季捐電費:要開電風扇,電用得多了;冬季捐煤費:要燒煤取暖。組織五六個人一組,現在想想那個時候的人才五十來歲就算老人了,杵著拐棍“文明棍”,穿著長袍馬掛的,連收舊貨也長袍大褂穿起來,五六個人一組到鄉老家去勸捐。當時人穿起長袍來就顯得莊重、正規和體面;對於捐款人來講,也覺得是一件很莊重的事情了。年輕的跑遠一點的;年紀大的跑近一點的。這些老人都是教門好,在清真寺做禮拜的老人。大家見到這些老人不辭辛苦上門來,每家每戶都是會高高興興地捐助清真寺,礙於面子不捐的也要捐了。上午沒有收完,下午下了拜後再去勸捐。多少不論,每年兩次,每個鄉老都是熱情地參加。這些老人去募捐,根本就沒有想到自己要得到什麼好處,甚至吃飯都是自己掏錢或是回家吃飯,反正住得也比較近。他們也只是希望得到主的喜悅。那個時候的人就是把禮拜寺的事情當做自己的事情,不像現在。不存在為你幹還是為他幹的問題,不存在圖什麼報酬的問題。為清真寺也就是為自己在幹。
鴻壽坊清真寺裡也有幾個做棉花生意的湖北人,他們雖然不太常來清真寺,但是只要是清真寺捐款,他們都會樂於付出,慷慨解囊。
經濟管理:都是主人 帳目詳明
每個在寺內禮拜的鄉老都是管寺鄉老,他們都是清真寺的主人;沒有什麼董事會,理事會。公推一人管理帳目。遇事召集眾人,大事小事聚眾商討,決定後由召集人執行。
我的老父親在鄉下時上過幾年私塾, 所以到上海後考取在郵局工作, 考官一看, 說:“這個字是你寫的?”我的老父親的小字是出了名的,主考官看了都有點不相信,叫他再當場寫給他看。大家看我父親有文化有知識又會算,就委託他來管賬。當時的清真寺有這麼個規矩,管賬的人要有自己穩定的收入。這不是不相信窮苦人。自己有穩定的收入,比較容易抵制金錢的誘惑。 我的父親是沒有拿清真寺一分錢的, 他認為大家這樣信任我就是很大的榮譽了,就非常高興了。那個時候的人好像也沒有什麼貪污之類的詞語。
收支的款項,每月公佈。 收款項目每一筆都寫明;支出帳目,有這麼簡單的幾項:阿訇工資,寺師傅工資——就一個寺師傅;水費、電費、煤費、房租;那怕是買兩張紙多少錢都會公佈出來。 腳布手巾經常有人捐,水壺也有人捐。另外瑣碎小事, 如修水壺等等的小事情,筆筆帳目清楚,絕對沒有什麼籠統的一筆, 什麼“計畫內支出”、“計畫外支出”,更沒有什麼“招待費”、“車旅費”等等。
接送亡人的工作人員都不拿固定工資,有了亡人了,由喪家開支你的費用,沒有亡人時,你自己做自己的工作。當時送亡人的叫王國昌,是一個做收舊貨的人,那時候亡人要推到江灣(現在看來是有那麼遠的)。
就是這樣,也還是會有人提出異議。那個時候,每個鄉老都是清真寺的主人,都會主動地監管清真寺的事務。只要有人對帳目有所異議,我父親人就會召集大家晚上留下來一起查帳。
清真寺裡如果有什麼特殊的事情,由我父親列一張約二十人的名單,寫明幾日幾時到清真寺裡開會。由寺師傅挨家挨戶地去通知,接到通知的人在名字後面簽上一個“知”字。事情由大家民主討論決定。
阿訇聘用:尊經革俗 任人唯賢
阿訇是聘請的。一般的三年為期,連任者一般不超過兩任。阿訇能不能連任就看鄉老對他的評價了, 實際上當阿訇在大殿上通知大家他的任期要到的時候, 大家早已商量好了,如果大家希望他連任,就會說:“阿訇不能走”、“要留,要留啊!”;如果不想他連任的話,大家就不吱聲了。
當時的清真寺是很窮,但是再窮也不會讓阿訇窮,一來是尊重阿訇,二來阿訇是我們教門的形象,所以清真寺很注意阿訇的日常費用的需求。但是阿訇就是管教務,而不管行政事務。行政事務全部有鄉老管理。
鴻壽坊清真寺曾請過的阿訇有:王篤生、馬孝廉、馬忠孝、劉志三、馬儆吾、定子彥各位阿訇。王篤生、馬忠孝兩個阿訇就像是外國人,馬忠孝阿訇是甘肅的,他容易激動,講著講著就會流眼淚,很感人。
定子彥來的時候就呆在阿龍,在阿龍當阿訇,我父親特意到阿龍那裡把他請來的。我們請的阿訇都是伊赫瓦尼的,就是吃了不念,念了不吃的。當初王篤生來的時候鴻壽坊還是老派,什麼都來的(指老派的禮儀)。我們中國的穆斯林從明朝起,因為長期的封閉,很多地方都漢化了。 後來就是因為馬儆吾老人家到了西寺之後, 他老人家是馬果園老人家的學生,所以就在西寺講解伊赫瓦尼的教理。馬果園老人家本來也是老派, 後來朝了漢志, 在那裡一看,啊呀是這個樣子的?!原來我們中國的穆斯林有許多地方是錯誤的!以後把沙特的伊赫瓦尼的教派帶了進來。但是受到老派的打擊,所以馬果園老人家的處境也的確是艱難的。以後伊赫瓦尼在中國興起來了。你們不要看鴻壽坊那些人,他們不識字,但是不等於不識“事”。你看他們講起話來人品都很高的。馬儆吾老人家在西寺的時候,鴻壽坊清真寺的許多鄉老,每當主麻的時候,就一夥一夥地到西寺小桃園清真寺聽他講“沃爾茲”。所以在這種情況下鴻壽坊就轉變了,他們接受了伊赫瓦尼的教理。當第二次請王篤生來當阿訇的時候,就跟他講好了,我們現在是伊赫瓦尼了,你能不能改革以前的陳規陋習,能不能按照我們的要求(伊赫瓦尼的要求)辦,要不然,我們另請他人。 這叫做阿訇聽從鄉老的。 阿訇必定要有鄉老的監督,沒有鄉老的監督是不行的,因為阿訇也是人。後來王篤生就改了,以後請的馬孝廉、馬忠孝、劉志三、馬儆吾、定子彥都是按伊赫瓦尼的行事。
劉志三是馬儆吾老人家的學生, 是被回民收養的漢民,三十歲才開始學經,據說他還是前清的秀才。馬儆吾老人家到鴻壽坊來的時候,鴻壽坊那個熱鬧啊!只要下了拜有空,大家就會聚集到他的房間裡,他坐在床上,大家用凳子圍坐在他的周圍, 提問題,問教法(侯坤)。有個人的外號叫“買賽來簍子”,此人名字教李成義。這說明這些人雖然沒有文化,但是他記得許多教法,都成了“簍子”了。馬儆吾他老人家過世的時候,大家爭相抬著他的遺體,步行著送到日暉港(回民公墓),以表達大家對他老人家的愛慕敬仰之情。那個場面是相當壯觀的。
鴻壽坊清真寺還建立過中國回教宣傳所。 聘任過:汪樂天、劉複初、李叔度、劉志三等阿訇為宣傳主任。中國回教宣傳所都是掛了牌子的。每天晚上召集附近老少居民到寺裡聽講。有一個講臺,講臺的正面中間是新月圖,兩邊分別寫著“敬主”和“愛人”。“敬主愛人”這四個字一直延續到現在的滬西清真寺。
一般的情況都在二樓大殿上禮拜。 上面擠不下了,就到樓下客廳裡禮拜。到了爾代節,像開齋節和宰牲節的時候,還會擠到弄堂裡做禮拜。
開齋節的麥子錢,是聚禮以前就開箱點清,當場就發放給窮苦人的。 窮苦人排好隊當場領取。絕對沒有什麼分給什麼管事的和幫忙的人的事情。
服務穆民:宣教義診 辦學幫困
清真寺除了禮拜之外,過去一般婚禮也都到清真寺請阿訇念“依紮布”(證婚)。有亡故者也由清真寺洗、穿,站“者那孜”(殯禮),然後送到墓地下葬。對貧窮教親,施布——送亡人的裹屍布;施槨——槨是用粗毛竹編成的,這些槨往往是富有的清真寺捐給那些窮困的清真寺的貧苦人的(注2);施地——地是不要錢的,是由上海有錢的鄉老早已買好了的(注3)。那時候會有許多墳地,員警地則是葬員警的,那時候叫巡捕地,專門埋葬巡捕的。也有不少義地,供窮苦人無償埋葬(注4)。記得在宜川路一帶有一塊義地,埋葬了我們不少回民。當時日本人修鐵路要徵用這塊土地,還要與我們回民談判。後來是遷了墳,但是立了一塊“慰靈碑”,就在宜川路這一帶
清真寺內曾聘用過多位老中醫給回民義診、開方子。 前後有四個人,前兩任醫生的名字不記得了,第三個姓張的河北人,但是也不記得叫什麼名字了,最後一個叫馬席珍,大鬍子,後來還到街道醫院工作過。這些人都是義務行醫,是中醫:打金針、開個方子由自己到中藥房抓藥。方便了清真寺的勞苦大眾。
由於我們回民做飲食行業的比較多,清真寺便請人直接從麵粉廠以出廠價購來麵粉,不加一分錢,全由寺內熱心人以原價賣給攤點,使得攤點的回民得益不少。
清真寺底層總共就是五六十平方的場所,還辦了一個小學,專收回民貧困兒童,取名為“聖功小學”。 每個星期五清真寺主麻要做禮拜,學校就放假。聘請白從龍、李叔度等幾位老師,為貧苦兒童掃盲。 也招了七八十個孩子,外廳坐滿了, 內廳還擠了不少孩子。現在看來好像算不了什麼, 但是當時是解決了回民貧困子女的識字問題。 這也說明了老一輩深知了自己的文盲之苦,更體現了穆斯林對文化的重視。 當時的回民子弟都進不起正規學校的, 那時候又沒有什麼義務教育制度, 只有家庭條件好的才能進正規學校。 所以清真寺裡辦學解決了回民子弟受教育的大問題。
更值得一提的是現在的新會路33號還是31號,記不清楚了,靠近女寺。 趙廣生老人,他家的條件要好一點。在自己的整個房子的底層辦了一個小學,收了五六十個回民子女,自己請了老師,教兒童識字。取名“聖德小學校”,全部由他個人負擔。而趙廣生老人自己卻是文盲。當時大夥戲稱他是“不識字的校長”。趙廣生老人辦學,一時傳為美談。就是趙仁元的家,現在還在。
辦以上的這些事情,都要人力財力,有那麼多的熱心人義務地為大夥辦事,以現在的人的思維來看簡直是不可想像的。但是這些都是事實。他們只講奉獻,絕不講索取!他們的的精神的寄託只有一點:取悅安拉,求主賜予他們今後兩世的吉慶!
我講到這裡,鴻壽坊清真寺一共有這麼三塊牌子:清真寺一塊,聖功小學一塊,還有中國回教宣傳所一塊。三塊牌子一個地方,清真寺的面積不大,但是充分地利用了起來,用現在的話來講是“多功能廳”。當年的回民是很窮,但是就是這麼一個簡陋的清真寺給我們回民帶來了多少的福利啊!
精神永存:緬懷前輩 傳承發揚
這些老人啊!從來沒有想得到報酬、榮譽。這些老人說走就走了。 當年我只有十幾歲,現在八十多了,六十多年過去了,現在還有幾個人能記得這些老人的?!
現在以我的記憶把他們的名字一一列出來。希望他們的後輩如果有機會還認出他們誰是他們的祖輩。他們應該以這些老人對伊斯蘭的忠誠、熱愛、清廉、無私的精神為榮,並繼承發揚和光大他們的精神!
他們是:
許玉齋 徐鼎臣 安秀林 陶華亭 張廣義 穆海瑞 王啟之 馬志榮 趙廣生 李成義 洪東亮 李餘慶 馬西文 李玉書 李四阿訇 馬仁域 馬仁壽 王保君 王保君老父 趙龍泉 楊善桐 趙永善 李功讓 李功儉 王慶洲 白友松 馬忠仁 馬義芳 蘇萬鐘 宗明義 趙金樹 馬學良 穆世友 呂長春 許傳璽 張長庚 張長清 馬席珍 李全德 穆芳田 沙秉文(盲人) 楊占英 穆鼎臣 陶廣德 李子王(盲人) 陶功祥 石精華 潘學智 李道成 李道榮 李道剛 王治平 答容川 金匯之 李鵠成 白從龍 馬仁元 楊尚禮 趙仁元 呂瑞麟 呂瑞祥 馬文鬥 倪雲清 蘭榮貴 張永泉 鄭繼昌。
這些老人樂於把清真寺的一切都作為自己的責任、應盡的義務。每到清真寺相互道“賽萊姆”、相互之間的祝福、彼此的敬重、高貴人格的展現,更增加了對安拉的敬畏,對聖人的崇敬和對清真寺的關懷,增加了對主道貢獻的幸福感!
這些老人在社會上的地位是卑微的,但是伊斯蘭給了他們做人的尊嚴。在清真寺裡人與人親如兄弟,甚至超過親兄弟。越是有“爾林”的阿訇越是尊重鄉老,你去找他,他會站起來請你入座,給你沏茶;所以, 鄉老對阿訇的情感有時超過了自己的父母。 鄉老對清真寺的感情有時是超過了自己的家。清真寺就是鄉老的家!
老人們走了,給我們留下的精神上的財富是無限的,世俗上的一切能給我們多少幸福感呢?!
求主賜福他們吧!阿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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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明:
以上的老人名字都是解放前的,有關解放後的人員不在本文敘述內。如有遺忘在所難免,望諒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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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解1:鴻壽坊清真寺建於1932年,地址:西康路274弄71號。現在還在,且房子還是原來的房子。一棟現在是居民住著,一棟是居委會所在地,還可以參觀一下,但是據說就會動遷。
注解2:上海的土質比較鬆軟,回民的遺體是直接放入墓穴之中的,但是在墓穴上一般用木板料——“槨”,蓋在墓穴上,以防泥土掉落入墓穴。這裡的“槨”就更簡陋一些,使用粗的毛竹編成的。現在一般已經用水泥板塊代替。
注解3:上海的清真寺雖然說有比較富裕的和比較貧窮的清真寺。因為“天下穆民是一家”,所以並不是截然分開的。例如前文中提到的“槨”和現在提到的“義地”,都是由有錢的穆斯林捐給大家的,尤其是窮苦的穆斯林大眾的。因為我父親是社頭,所以會與當年的穆斯林的上層人物接觸,我也看到過例如尊彝齋古玩店的哈實君老人家,申報編輯的伍特公等人。但是這些不在本文的敘述範圍內。
注解4:當年的義地有:江灣地、老墳地(在一個棉花倉庫後面)、保安公墓、江灣第一回民公墓(在高境廟)、顧家宅墓地、中山北路甘泉三村回民墓地(又叫牌坊地)、巡捕地、朱家灣牛業地、日暉港墳地、獅子地和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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鴻壽坊清真寺的史料
選自《上海宗教史》中的《上海伊斯蘭教史》部分,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P475
標題:15.鴻壽坊清真寺
在西康路274弄71號,約建於西元1932年,由湖北、安徽、河南籍穆斯林集資租賃民宅而建。……該寺社頭先後為湖北籍李鵠成、王治平,河南籍許玉齋、李道仁等。……該寺院的掌教均為河南籍的大阿訇任教,先後有馬儆吾、買俊三、劉志三等著名阿訇在該寺主持教務,傳播尊經革俗的伊赫瓦尼教派寺坊。該寺院曾舉辦過穆斯林子弟小學——聖功小學。1959年9月並到藥水弄清真寺。
P511
標題 四、中國回教宣傳所
該所為伊斯蘭文化宣傳團體。原名上海回教宣傳所,1933年11月9日成立於今長壽路梅芳裡100號。後遷至城裡萬竹街107號。1935年又遷回原址。該所在成立時稱:“我們伊斯蘭教,處在當今各教爭鳴的時代,尤其危險極了!如今年以來,屢被教外人的侮辱,報紙上,迭次登出許多讕言,前後教案發生,想我們回教前途能不受其影響嗎?所以敝處同人,方有發起宣傳之舉。”[1]宣傳所初創時聘四川籍阿訇望樂天為該寺主任,1934年望樂天應山東軍界穆斯林知名人士趙明遠之聘而赴魯宣教,複聘劉複初阿訇任之,不久又聘請上海伊斯蘭師範學校畢業生張懷德(澄衷)任該所主任。編輯發行《晨鏡報》,“八·一三”事變後,該所聘完捷三阿訇為主任,並編輯發行《回教報》。1939年夏“完捷三阿訇,因意見不洽”,辭去宣傳所主任之職,聯合同志另組中國回教宣道所。故中國回教宣傳所活動停止。1941年初“該所教胞鑒於宣傳重要,特聘請前伊斯蘭回文師範學校學生李叔度為該所主任,積極籌備恢復,同時恢復《回教報》出版”。[2]同年齋月,中國回教宣傳所委託滬西鴻壽坊清真寺附設聖功學校(鴻壽坊79號)暫編該所發行的《回教報》特刊一期。
該所成立以後,進行多方面的傳教和宣傳活動。成立初期,滬西已有10名漢民加入了伊斯蘭教。宣教則是面向各清真寺,逢主麻日,宣傳所阿訇到各清真寺宣教;二是面向社會傳教,正常情況下,每日兩次在所內宣教。
[1]:見《人道》1934年6月1日第1卷第1期。
[2]:楊玉書:“淪陷區各地回民的動態”,見《中國回教救國協會會報》1941年第3卷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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