責任和執著 ——《伊斯蘭的精神》讀後感
雖然從坊上到網路,不少人都在痛惜信仰的淡薄,鞭笞道德的衰落,但對於眾多正在學習和實踐的信士來講,身邊令人欣慰的事並不見得少。能夠看到《伊斯蘭的精神》這部精品譯作,便是其中之一。
《伊斯蘭的精神》原文系阿拉伯語,是埃及著名伊斯蘭學者阿費夫·阿卜杜勒·法塔哈·塔巴萊的名著,1955年初版於貝魯特,當時是經過艾資哈爾大學宗教學者委員會審訂的。由於著者參考了近百種伊斯蘭典籍著述,用現代觀點和通俗語言,深入簡出地介紹了伊斯蘭的教義和法律、道德、經濟和政治思想主張,被認為是現代阿拉伯學者介紹伊斯蘭教教義的重要著作之一,初版後在穆斯林社會獲得很大反響和讚譽,被一些阿拉伯國家中等和高等院校定為講授伊斯蘭教基本知識的教材。到1992年,該書已28次再版,而且被譯為波斯文和土耳其文,傳流很廣。
遠在1982年,馬賢阿訇就根據該書第2版原文,選譯了其中的《〈古蘭經〉的倫理道德思想》一章,並在1982年至1983年的五期《中國穆斯林》以怒馬署名連載發表。此譯文後來曾被許多介紹《古蘭經》及伊斯蘭教的出版物引用。20年後,伊斯哈格·馬林雲先生以《伊斯蘭精義》的書名,先後推出了上下兩冊內部流通本。雖然這個譯本有顯見的不足,但畢竟是國內首部完整的漢譯本,在穆斯林讀者中受到了普遍的歡迎。
2005年9月問世的《伊斯蘭的精神》,由歐麥爾·王秋平先生翻譯,香港天馬圖書有限公司出版。這個新譯本,從優質的印刷裝幀和十六分之一的開本,首先給讀者以煥然一新的感覺。但我們稱此書為阿拉伯文譯為中文的伊斯蘭類著作中的精品,並非由於精美的形式,主要的原因在於其譯文的精湛。
精品譯作,自然是較好地體現了“信達雅”原則的作品。從信即忠實於原著這個角度,可以說這些年問世的從阿拉伯文伊斯蘭類圖書,無論是正式出版物,還是內部流通本,普遍都比較注意。因為國內穆斯林看重阿拉伯文的伊斯蘭著述,主要就是因為總體上此類著述相對地能夠遵循經訓精神,如果譯文脫離原文,那怕是部分偏離,整部譯作也就失去了存在的意義。王秋平先生“早年受業於”著名經師,後有留學麥迪那伊斯蘭大學,歸國後從事伊斯蘭教學,信仰虔誠,自然不敢在信守原文意旨方面有任何出格。實際上,別說正文,就是在翻譯阿文版前言、簡介、作者自序,甚至頁末的注釋,哪是作者所有文字,哪時譯者新添詞語,都標注得清清楚楚,譯者也沒有絲毫疏忽。用在翻譯界享有聲譽的張維真先生的話說,這是一部“能夠比較準確地表達原文”的“可信譯本”。
然而,如果僅僅停留在“可信”這個層次,那麼依然難以稱之為“精品”。因為這些年,我們看到的許多伊斯蘭類譯作,之所以在穆斯林大眾眼裏顯得有限粗糙,並非因為其內容不忠實於原著,而是翻譯出來的漢語,實在讓人難以閱讀,更難以從中品位伊斯蘭的真精神。由於不少作品的譯者原本缺乏阿拉伯語和漢語的基本功,又沒有精雕細刻的工作,因此出手的譯作邏輯錯誤、語法錯誤比比皆是,甚至錯別字連篇。當然,這些問題的形成,原因是多方面的,不能把責任一股腦兒都推到譯者身上,但基礎的和主要的原因,畢竟在於譯者。而我們毫不猶豫地將《伊斯蘭的精神》歸入精品之列,正是由於這部譯作防止和克服了這些弊端。
這裏將該書“作者自序”(馬林雲先生譯為“導言”)的第一段文字的翻譯作一比較,以便說明後者的特色:
讓我們通過科學心悅誠服地選擇宗教吧!現代文明中最突出的現象,就是各種信仰學說和社會政治制度的傳播;當今許多文化人士具備一種獨特的性質,就是自由選擇他們所誠服的與他們的利益相一致的法制和路線。
這種獨立的思想,不久的將來會使有志之士選擇他所誠服的宗教嗎?
——馬林雲《伊斯蘭精義》上冊
我們應當出於真知而信服地選擇伊斯蘭。區別現代文明的一個明顯標誌,是各種意識形態、社會和政治理念的傳播。我們可以看到,許多特立獨行的知識份子,在選擇自己所要信奉的宗教和體制,以及與自己的原則相協調的組織方面,已具有獨立思考的能力。
問題是,這種獨立性的思考,將來能把這些知識份子導向正確選擇自己所要信奉的宗教嗎?
——王秋平《伊斯蘭的精神》
無須再作分析,我相信多數讀者不會反對我的看法,相較而言,後段譯文在文字流暢和意義明確方面更勝一籌。
《伊斯蘭的精神》之所以流暢明白,一方面是因為譯者有一種對所有讀者高度負責的可貴品德。譯者不僅在翻譯過程中認真錘煉詞語,而且在譯稿脫手後,又虛心徵求一些“高手”的意見,甚至同有的“高手”一起“相研互習,字斟句酌,反復推敲”。據《譯後記》介紹,《伊斯蘭的精神》從開始翻譯到正式出版,“前後拖了將近十年時間”。十年磨一劍,焉能不鋒利?我們是強調辦事要“只爭朝夕”,但假如沒有一定的條件和基礎,倉促而就,勢必出現“粗製濫造”,與其快而成劣作,不如慢而出精品。尤其是在對於一部在穆斯林世界影響如此重大的力作,更應該寧慢勿劣。另一方面,譯者對原著內容的準確把握和譯文的通達,同其“執著的探求精神和追索意識”也不無關係。據張維真先生在序言中介紹,譯者雖然經漢兩文基礎扎實,歸國後又一直從事阿拉伯語教學工作,但並“不滿足於即得學問及所任科目,隨時捕捉人文科學方面的最新資訊,不斷‘充電’,好學不倦”,故而譯文“閃爍著智慧與汗水的露珠”,令讀者能夠通過譯文可以比較充分地領略原著蘊含的精神和宗旨,從伊斯蘭世界知名學者的名著中汲取營養。
我比較贊同譯者王秋平欣賞的一句話:“二十年前的譯作或著作應儘快出版發行,二十年後的今天,則應本著精益求精的精神,切忌不負責任,倉促付梓。”因為,今天的中國,能夠拿起筆的著譯者絕非鳳毛麟角,應當也可以滿足慣用漢語的穆斯林大眾日益提高的閱讀需求。 (載《清真書話》總第四期)
感謝流覽伊斯蘭之光網站,歡迎轉載並注明出處。
《伊斯蘭的精神》原文系阿拉伯語,是埃及著名伊斯蘭學者阿費夫·阿卜杜勒·法塔哈·塔巴萊的名著,1955年初版於貝魯特,當時是經過艾資哈爾大學宗教學者委員會審訂的。由於著者參考了近百種伊斯蘭典籍著述,用現代觀點和通俗語言,深入簡出地介紹了伊斯蘭的教義和法律、道德、經濟和政治思想主張,被認為是現代阿拉伯學者介紹伊斯蘭教教義的重要著作之一,初版後在穆斯林社會獲得很大反響和讚譽,被一些阿拉伯國家中等和高等院校定為講授伊斯蘭教基本知識的教材。到1992年,該書已28次再版,而且被譯為波斯文和土耳其文,傳流很廣。
遠在1982年,馬賢阿訇就根據該書第2版原文,選譯了其中的《〈古蘭經〉的倫理道德思想》一章,並在1982年至1983年的五期《中國穆斯林》以怒馬署名連載發表。此譯文後來曾被許多介紹《古蘭經》及伊斯蘭教的出版物引用。20年後,伊斯哈格·馬林雲先生以《伊斯蘭精義》的書名,先後推出了上下兩冊內部流通本。雖然這個譯本有顯見的不足,但畢竟是國內首部完整的漢譯本,在穆斯林讀者中受到了普遍的歡迎。
2005年9月問世的《伊斯蘭的精神》,由歐麥爾·王秋平先生翻譯,香港天馬圖書有限公司出版。這個新譯本,從優質的印刷裝幀和十六分之一的開本,首先給讀者以煥然一新的感覺。但我們稱此書為阿拉伯文譯為中文的伊斯蘭類著作中的精品,並非由於精美的形式,主要的原因在於其譯文的精湛。
精品譯作,自然是較好地體現了“信達雅”原則的作品。從信即忠實於原著這個角度,可以說這些年問世的從阿拉伯文伊斯蘭類圖書,無論是正式出版物,還是內部流通本,普遍都比較注意。因為國內穆斯林看重阿拉伯文的伊斯蘭著述,主要就是因為總體上此類著述相對地能夠遵循經訓精神,如果譯文脫離原文,那怕是部分偏離,整部譯作也就失去了存在的意義。王秋平先生“早年受業於”著名經師,後有留學麥迪那伊斯蘭大學,歸國後從事伊斯蘭教學,信仰虔誠,自然不敢在信守原文意旨方面有任何出格。實際上,別說正文,就是在翻譯阿文版前言、簡介、作者自序,甚至頁末的注釋,哪是作者所有文字,哪時譯者新添詞語,都標注得清清楚楚,譯者也沒有絲毫疏忽。用在翻譯界享有聲譽的張維真先生的話說,這是一部“能夠比較準確地表達原文”的“可信譯本”。
然而,如果僅僅停留在“可信”這個層次,那麼依然難以稱之為“精品”。因為這些年,我們看到的許多伊斯蘭類譯作,之所以在穆斯林大眾眼裏顯得有限粗糙,並非因為其內容不忠實於原著,而是翻譯出來的漢語,實在讓人難以閱讀,更難以從中品位伊斯蘭的真精神。由於不少作品的譯者原本缺乏阿拉伯語和漢語的基本功,又沒有精雕細刻的工作,因此出手的譯作邏輯錯誤、語法錯誤比比皆是,甚至錯別字連篇。當然,這些問題的形成,原因是多方面的,不能把責任一股腦兒都推到譯者身上,但基礎的和主要的原因,畢竟在於譯者。而我們毫不猶豫地將《伊斯蘭的精神》歸入精品之列,正是由於這部譯作防止和克服了這些弊端。
這裏將該書“作者自序”(馬林雲先生譯為“導言”)的第一段文字的翻譯作一比較,以便說明後者的特色:
讓我們通過科學心悅誠服地選擇宗教吧!現代文明中最突出的現象,就是各種信仰學說和社會政治制度的傳播;當今許多文化人士具備一種獨特的性質,就是自由選擇他們所誠服的與他們的利益相一致的法制和路線。
這種獨立的思想,不久的將來會使有志之士選擇他所誠服的宗教嗎?
——馬林雲《伊斯蘭精義》上冊
我們應當出於真知而信服地選擇伊斯蘭。區別現代文明的一個明顯標誌,是各種意識形態、社會和政治理念的傳播。我們可以看到,許多特立獨行的知識份子,在選擇自己所要信奉的宗教和體制,以及與自己的原則相協調的組織方面,已具有獨立思考的能力。
問題是,這種獨立性的思考,將來能把這些知識份子導向正確選擇自己所要信奉的宗教嗎?
——王秋平《伊斯蘭的精神》
無須再作分析,我相信多數讀者不會反對我的看法,相較而言,後段譯文在文字流暢和意義明確方面更勝一籌。
《伊斯蘭的精神》之所以流暢明白,一方面是因為譯者有一種對所有讀者高度負責的可貴品德。譯者不僅在翻譯過程中認真錘煉詞語,而且在譯稿脫手後,又虛心徵求一些“高手”的意見,甚至同有的“高手”一起“相研互習,字斟句酌,反復推敲”。據《譯後記》介紹,《伊斯蘭的精神》從開始翻譯到正式出版,“前後拖了將近十年時間”。十年磨一劍,焉能不鋒利?我們是強調辦事要“只爭朝夕”,但假如沒有一定的條件和基礎,倉促而就,勢必出現“粗製濫造”,與其快而成劣作,不如慢而出精品。尤其是在對於一部在穆斯林世界影響如此重大的力作,更應該寧慢勿劣。另一方面,譯者對原著內容的準確把握和譯文的通達,同其“執著的探求精神和追索意識”也不無關係。據張維真先生在序言中介紹,譯者雖然經漢兩文基礎扎實,歸國後又一直從事阿拉伯語教學工作,但並“不滿足於即得學問及所任科目,隨時捕捉人文科學方面的最新資訊,不斷‘充電’,好學不倦”,故而譯文“閃爍著智慧與汗水的露珠”,令讀者能夠通過譯文可以比較充分地領略原著蘊含的精神和宗旨,從伊斯蘭世界知名學者的名著中汲取營養。
我比較贊同譯者王秋平欣賞的一句話:“二十年前的譯作或著作應儘快出版發行,二十年後的今天,則應本著精益求精的精神,切忌不負責任,倉促付梓。”因為,今天的中國,能夠拿起筆的著譯者絕非鳳毛麟角,應當也可以滿足慣用漢語的穆斯林大眾日益提高的閱讀需求。 (載《清真書話》總第四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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