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耳其：值得關注的模式
中國政府與土耳其政府達成共識，互設文化年。基於此，中國政府把2013年定為土耳其文化年。為促進中土學術界的互動與交流，借鑒土耳其在實現傳統與現代、宗教與世俗默契的成功經驗，西北民族大學伊斯蘭文化研究所定於2013年6月29日舉行“中土學者論壇”，主要議題為《當代伊斯蘭教：土耳其的模式與經驗》。我覺得這一論壇意義重大，值得我們的學術界和思想界關注。
埃爾多安為代表的的溫和伊斯蘭主義在土耳其的成功，宣告了世俗極端主義時代的終結，向世人傳達了一個明確無誤的資訊：伊斯蘭與世俗主義可以共存，但這個世俗主義應該是溫和、中立的世俗主義，而不是土耳其在凱末爾主義的陰影下推行了八十多年的世俗極端主義。
人們總是關注宗教極端主義，以及由它滋生的極端思想和極端行為，卻很少有人關注、或起碼學術界很少有人關注另一種不亞於前者的極端主義，這就是世俗極端主義。正是世俗極端主義，給宗教極端主義提供了賴以存在乃至猖獗的溫床。上世紀九十年代初阿爾及利亞政府不僅無情鎮壓伊斯蘭主義反對派，而且對戴頭巾的女士、蓄鬍鬚的男士肆意逮捕、封殺的做法，使得矛盾演變為內戰後，一些熱血青年專門襲擊那些西裝革履的男士和袒胸露背的女士。極端製造極端，是人類史上屢見不鮮的事實。但遺憾的是，決策者們很少有人前瞻性地去關注這一問題，而避免事態的擴大和激化。
2011年年底到2012年，席捲中東、北非的革命，為什麼率先在突尼斯和埃及爆發？透過經濟問題、失業問題等，被許多人忽視了的一個問題，是長期以來這兩個國家的人民的身份認同被人為地強行遮罩，而代之以與他們的信仰和文化格格不入的西方文化和價值，而更為忍無可忍、直接導致政治、經濟危機的是，統治者們接受了西方文化中屬於糟粕的成分，而把屬於西方文化精華的科學、民主、秩序等一併拒之門外。既沒有兌現強國富民的承諾，又強制人民失去他們恪守了千年的身份認同，是包括凱末爾時代的土耳其在內的大部分中東國家的共同特點。關注經濟的同時，關注並尊重人民所鍾愛的身份認同、信仰價值，是中東、北非革命帶給我們的啟示。
在中東、北非爆發動盪或革命的同時，土耳其為什麼穩紮穩打、不斷走向繁榮？除了埃爾多安為首的新的伊斯蘭主義者，與鄧小平領導下的中國一樣，堅信“發展才是硬道理”，審時度勢，把經濟放在第一位，義無反顧地去走強國富民之路，而且更重要的是，他們做了之前的土耳其政府乃至中東國家沒能做到的一件大事，那就是還原“世俗主義”的本來性質，像歐美國家所奉行的世俗主義那樣，政治不去干涉宗教，宗教也不去干涉政治。這樣，雖然出於戰略考量，他們必須高舉“世俗主義”的大旗，但這個世俗主義，已經不是凱末爾及其繼承者時代的土耳其、本·阿裏時代的突尼斯、穆巴拉克及其前輩時代的埃及那種無情鎮壓宗教的世俗極端主義，而是接近歐美國家的奉行中立的世俗主義。至此，實現經濟騰飛的同時，獨霸土耳其八十多年的核心理念也在悄悄發生變化。
有人說，在當代土耳其，埃爾多安及其正義發展黨，其實是發動了一場悄無聲息的革命，這個革命，雖然沒有歷史上一些革命那樣轟轟烈烈，但它所產生的影響卻是深刻而持久的。它改變了實現復興就必須放棄宗教的近代凱末爾主義為代表的世俗主義理念，改變了世俗主義與伊斯蘭主義水火不容的近代民族主義、政教分離主義的核心思想，改變了伊斯蘭主義的執政必將失敗的中東世俗極端主義一貫標榜的世俗思想，宣佈了伊斯蘭復興就意味著復古的近代殖民主義發明並由其文化、政治代理人在中東廣泛兜售的傳統理念的破產。埃爾多安說：“土耳其將成為二十一世紀不同文明、不同文化實現共存、共贏的範例。”
土耳其模式對地區、特別是中東的啟示是，一個國家實現長治久安的前提，不僅僅是經濟的繁榮，更重要的是不去抵觸本國人民的身份認同和信仰價值；它對全球的啟示是，在伊斯蘭主義和世俗主義各占一定比例的國度，無論是伊斯蘭主義執政，還是世俗主義執政，都可以實現和諧與共存，但前提是伊斯蘭主義者必須溫和、包容，廣泛吸納包括世俗主義在內的廣大愛國公民，世俗主義者也必須對宗教不抱成見、保持最基本的中立態度，不是像凱末爾時代及其後繼者時代那樣對宗教大張撻伐。換言之，決定一個政府成功與否的關鍵，不是它是否具有宗教背景或世俗背景，而在於它是否與時俱進，腳踏實地地去實現這個國家人民的根本權益和利益。十三世紀的伊斯蘭思想家伊本·泰米葉說：“只要實現公正，即使是一個非穆斯林政權，真主也會讓其存在；只要踐踏公正，即使是一個穆斯林政權，真主也會讓它滅亡。”人類進入新的世紀，新的時代，一切舊有的觀念無不處於變化之中，唯有不變的，是人的信仰、尊嚴、自由和價值。土耳其模式，無論對於變化中的中東還是世界，都不乏借鑒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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