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斯蘭教傳入到中國已有一千三百多年的歷史，中國的穆斯林人口已有兩千多萬。在多民族的中國，信仰伊斯蘭教的有十個兄弟民族。他們同中國各族人民一起，共同勞動、生活、鬥爭和建設，對祖國做出了自己的貢獻，對發展我國同阿拉伯和伊斯蘭教國家人民及穆斯林的友好關係做出了自己的努力。

伊斯蘭教創始者穆罕默德曾說：“學問，雖遠在中國，亦當求之”。他的繼承者遵從了這條訓示，派外交代表到中國來。早在西元651年8月25日，即希吉來31年1月2日，第三任哈里發歐斯曼的第一個世界到達中國當時的首都長安，朝見了當朝的皇帝，搭起了中阿兩國的友誼橋樑。從七世紀開始，阿拉伯的穆斯林就沿著傳說中的海、陸交通路線到達中國，主要是進行交易。海路是由波斯灣到馬納爾灣經孟加拉灣到麻六甲海峽之我國南海而到達廣州、泉州、杭州、揚州和長安，陸路是經由波斯及阿富汗，到達我國新疆天山南北，再到長安。在這些穆斯林中，有一些中國人接受了伊斯蘭教信仰，這樣伊斯蘭教在中國逐漸傳播並發展起來。在一千三百多年的悠久歲月裡，中國穆斯林在許多方面都做出了自己的貢獻。他們追求學問的精神和學術上的成就，是應當首先闡述的。

中國穆斯林研究介紹了外國穆斯林的學問，特別是醫藥學、數學、天文學和曆法。他們介紹的藥物、方劑以及關於他們的性能和效用的記述，見於醫藥書典者，佔有相當數量。十二世紀成書的《證類本草》和十六世紀成書的《本草綱目》都有這方面的大量記載。中國穆斯林利用了阿拉伯、波斯的天文學知識以幫助窺測天象。十三世紀，元朝設有《回回司天監》專門機構，負責觀察、研究天象、制定曆法。1267年穆斯林天文學家紮馬魯丁製造了多環儀、方位儀、敘緯儀、平緯儀、天球儀、地球儀、視象等七種天文儀器，後來他們又制定了《萬年曆》。從十三世紀中葉起希吉來一直成為中國制定曆法的重要參考依據，並在我國延續了四百多年。1382年，馬沙亦黑奉命譯曆法、經緯度、天文諸書，頗受明代朝廷的重視。數學是天文學的基礎，回回曆傳入中國的時候，阿拉伯的數字典籍如《撒唯那·罕答西牙諸般演算法段目並儀式》等亦同時傳入中國。這在元代《秘書監志》中是有記載的。中國穆斯林所以在元明兩代天文、數理人才輩出，是和阿拉伯數字的傳入有著直接關係的。

中國穆斯林在建築方面，也表現了他們卓越的才能。為了舉行宗教儀式的方便，最早在長安、廣州、泉州、杭州等地區建立了清真寺。十四世紀初，阿老丁在杭州創建的真教寺，曾為當時來華的阿拉伯旅行家伊本·白圖索所稱讚，該寺幾經重修，至今猶存。亦黑迭爾丁是個大建築家，他于元年至元三年奉命規劃元代大都宮闕的建築，今天我國首都北京的故宮就是在這個基礎上發展起來的。

中國各族穆斯林善於發展本民族的文化並學習兄弟民族的文化。維吾爾、哈薩克等民族的音樂、舞蹈，回族、東鄉族、撒拉族稱作“花兒”的歌唱，是中國文化中鮮豔的花朵。十一世紀70年代穆斯林玉素甫·哈斯·哈吉甫寫成的長達13，290行的敘事詩《福樂智慧》和長期流傳在維吾爾民間，包括340首歌曲的《十二木卡姆》，都是中國文學的巨作。敘事史詩《瑪納斯》是柯爾克孜族優美民間文學的代表作。在十三、四世紀時，高克恭(?—1310)善畫山水，寫林巒煙雨，能治各名家之長而獨造新境;所繪墨竹為一代的精品。薩都刺(約1300—1360)的詩以清新俊逸見稱，所在吟詠，傳誦一時。此外，瞻思(1278—1351)作為一個淵博的學者，寫出了豐富的著作，對於文學、哲學、歷史、數學、天文學、地理學、水利工程，無不究心。十五世紀以後，中國穆斯林不斷出現詩人、文學家和畫家。穆斯林畫家改琦(1774—1829)工畫人物，尤長蘭竹小品。伯篤魯丁、買閭、丁鶴年、金大車、金大輿、閃繼迪、馬世俊、賽嶼等，是其中比較著名的人物。特別值得提出的是十六世紀的學者李贄(1527—1602)。他是一個著作繁複的思想家、史學家和文學評論家。他對當時尊奉的某些封建思想和封建的社會秩序，進行了大膽的批評，揭露了他們對社會發展的危害。他的學術成就一直受到中國學術界的重視。解放後，他的代表作《藏書》、《焚書》、《續焚書》，都已刊行了新版本。

中國穆斯林的學術興趣是廣泛的。他們善於學習別人的長處，並不斷做過心的貢獻，豐富了祖國的文化。

中國穆斯林對伊斯蘭教思想的學習，一向都是用口頭傳授的方法。十六世紀末，在陝西的清真寺建立了經堂教育制度，在寺內招收一定數量的學生，由阿訇傳習經典。他們學習《古蘭經》、《穆罕默德言行錄》、《伊斯蘭教教法》、《伊斯蘭哲學》等。為了掌握這些經典，阿拉伯文和波斯文是他們必修的課程。這種制度由陝西逐漸推廣到全國穆斯林各個聚居的地區。從十七世紀起，中國穆斯林一方面採用中國古典著作的形式寫出宗教的著作，另一方面也開始把阿拉伯文、波斯文的伊斯蘭教經典、論述譯成中文。一些著名的伊斯蘭學者，在這方面做出了顯著的貢獻

王岱輿(約1560—1660間)是第一個刊行了中文著作的人。他寫的《希真正答》是一部將伊斯蘭教思想基本知識的書，辨析解答當事人對伊斯蘭教的疑難。這部書曾刊行了多種版本，流傳較廣。此外，他還著有《正教真詮》、《清真大學》等講伊斯蘭教哲學和教法的書。

繼王岱輿之後，鬱速馥·馬注(1640—1711?)于西元1682年寫成了《清真指南》十卷。劉智(約1655—1745間)寫了《天方性理》六卷、《天方典禮》廿卷、《天方至聖實錄》廿卷等，都經刊行流傳。劉智是一位多產翻譯、著作家，前後完成譯述的數量很多。

馬德新(1794—1874)是一位博學的著作家和經師。他一方面在寺院講學授徒，一方面從事翻譯、寫作。編譯有《四點要會》、《性命宗旨》、《道行究竟》、《禮法啟愛》等。他的寫作內容是多方面的，在已刊行的卅多種著作中，有寫伊斯蘭教義、教法的，有寫天文、地理的，也有寫阿拉伯語法、修辭學的;由個人獨立寫作的，有跟別人和寫的，也有根據王岱輿等人的著作而加以刪定的;有用中文寫的，有用阿拉伯文、波斯文寫的，也有一書而用兩種文字去寫的。這個學者還曾把《古蘭經》譯成漢文，不過只出五卷就去世了。

這四個人是清代最有名的四大伊斯蘭著作家。此外，還有張君時(約1567—1657)，譯著有《歸真總義》和《四篇要道》。伍尊契(1698—1698間)於1672年譯出《修真蒙引》。清末雲南回民起義軍首領蘇來曼·杜文秀(1828—1827)，曾於1862年出版了在中國第一次用木板印刷的《古蘭經》。十九世紀末，馬聯元(1841—1903)編印了用中文跟阿拉伯文對照的《古蘭經》選本，還編出了經堂上使用的阿拉伯文和波斯文的譯本。

中國穆斯林的伊斯蘭教思想著作表現了他們刻苦鑽研和善於吸取他人長處的優點，這曾有助於伊斯蘭教在中國的傳播。

中國伊斯蘭教在經濟上和政治上，同樣作出了歷史性的貢獻。信奉伊斯蘭教的維吾爾族、回族、哈薩克族、東鄉族、柯爾克孜族、撒拉族、塔吉克族、烏茲別克族、塔塔爾族和保安族，善於同其他兄弟民族合作，他們和漢族、蒙古族、藏族及其他少數民族的成員一起，交流生產經驗，改進生產工具，合理開荒，興修水利，共同發展了西北各地區的農牧業。

在西北，他們開墾了新疆的天山南北、河西走廊、寧夏和甘肅、陝西的部分地區;在西南，根據史料記載，僅在西元1274—1279年的六年間，雲南墾田就達二十萬畝。與此同時，他們又進行著規模宏大的水利建設勞動。新疆是我國最大的乾旱地區，多年以來，各族穆斯林同其他兄弟民族一起，經過勤奮的工作，至十九世紀末，新疆的水利灌溉幾遍于南北路各域。據《新疆圖志·溝渠志》所載，幹渠九百四十四條、支渠三千三百零三條，灌溉田畝數達一千一百一十九萬畝。解放以來，新疆水利建設的規模亙古未有，已建成幾百條大的渠系和幾百座各種類型的水庫，發展了井灌，改建了坎兒井灌區，有的河流已初步完成了流域的開發治理。遍佈寧夏地區的溝渠系統，也是首先由漢人創始，後來在回族的合作下，不斷發展以至成為今日的規模。

以畜牧業為主要生產手段的哈薩克族穆斯林，為發展我國的牧業生產和毛紡織工業、制革工業，不斷做出自己的貢獻。穆斯林經營的手工業、商業、運輸業，也同樣根全國各族人民學習並取得經常的合作和聯繫。

在中國政治史上，出現了許多著名的穆斯林人物，賽典赤·瞻思丁(1211—1279)是其中比較突出的一個，他先後任陝西和雲南行政長官，到處建立屯田制度，辦學校，建築清真寺，修山路橋架，開闢驛站，並在雲南興建水利，傳入新的作物品種、宣傳先進生產技術，整理了水利工程，發展了當地的社會經濟，由於他成績卓著，公正廉明，一直為雲南人民所稱道。他的兒子納速刺丁(?—1292)和忽辛(?—1310)，和上文提到的畫家高克恭、著作家瞻思，也都是著名的政治家。在他們之後，還有歷史上被稱為“清官”的明代回人海瑞(1514—1587)。他在南京任官期間，曾組織農民抗災，減輕農民負擔，打擊地主豪強，恢復發展生產，為人民辦了不少好事，他的事蹟，至今仍在民間傳頌。

在另一方面，中國穆斯林群眾曾進行多次反封建的大規模的鬥爭。在十四世紀中葉和十七世紀前葉的兩次全國性農民起義中，回族穆斯林跟漢族人民及其他少數民族一起，先後推倒了元、明亮潮的封建政權。十九世紀中葉，在西南有由回族發動並聯合漢族和彝、苗、白等其他少數民族的反封建起義，在西北先後有回族、維吾爾族發動並聯合其他少數民族的反封建起義。這兩次起義都發展到廣大的地區，並且都歷時十餘年之久。它們實際上是當時太平天國農民革命的支流，他們的發動和失敗都受到太平天國的影響。其中雲南回族蘇來曼·杜文秀領導的回、漢、彝各族人民包括農民和礦工的反封建聯合起義，佔領了五十三座城鎮，有力地配合了太平天國革命，沉重的打擊了清王朝的反動統治。

中國穆斯林跟全國人民一起，曾經不懈地參加反侵略、反帝國主義的鬥爭。1900年，八國聯軍入侵北京，穆斯林將軍馬福祿先後在天津附近和北京城上對敵進行頑強的鬥爭，最後為祖國獻出了自己的生命。1937—1945年的抗日戰爭中，各族穆斯林奮起抗戰，積極支援前線。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各抗日根據地，分別建立了穆斯林的組織和武裝。在北京迤南，馬本齋(1901—1944)領導的回民支隊，在五年之內與敵人作戰一百數十次，嚴重打擊了這一地區的敵人。這個支隊得到了“打不垮、拖不爛的鐵軍”稱號。馬本齋的母親不幸陷入敵手，敵人妄想利用她去勸說兒子投降，但她大義凜然、蔑視敵人的一切威脅利誘，不屈而死。朱德總司令稱許他們是“漢回各族模範”、“母子兩代英雄”。

近代中國歷史上的幾次重大革命活動，一直到1949年中國大陸的解放，中國穆斯林都參加了。1919年，傑出的回族女戰士郭隆真曾同周總理在天津共同發起組織“覺悟社”，積極參加了著名的“五四”愛國運動。維吾爾族和新疆各民族，於1944—1949年，在伊犁、塔城、阿勒泰地區建立了以阿哈買提江·哈斯木(1914—1949)為首的革命政權和武裝部隊，集中打擊了帝國主義和國民黨反動派在新疆的反動勢力，配合了全國的解放戰爭，在全國革命迅速發展的形勢下，促使新疆各族人民獲得了解放。

“愛國是伊瑪尼的一部分”。中國穆斯林認為，發展生產，建設祖國;反對封建壓迫，反抗帝國主義的擴張侵略，是光榮的歷史傳統，使每個穆斯林應盡的職責。

中國穆斯林同亞非各國穆斯林，歷史上具有深厚的友誼，在促進東西文化交流和貿易發展方面，中外穆斯林都曾有過積極的貢獻。

古代中國與阿拉伯的交通在本文第一部分已經提到;路陸也就是舉世聞名的“絲綢之路”，海路方面，自七世紀後葉到十五世紀末，中國沿海港口及接近海港的地區，如廣州、泉州、福州、明州、揚州等地，經常接待來自各國穆斯林和少數的伊斯蘭教學者、旅行家。在貿易最盛行的時候，一個港口上曾居留過數千以至數萬外國穆斯林商人。同時，中國商人，包括中國穆斯林在內，也到東南亞及印度洋沿岸各地進行貿易。西元八、九世紀間，巴格達城中，有專門銷售絲綢、瓷器等中國商品的“中國市場”。同樣在中國長安、廣州、揚州等地，也有專門銷售阿拉伯、波斯商品的市場。十四世紀阿拉伯大旅行家伊本·白圖泰記述阿拉伯人在廣州的情況時說，廣州為“世界上最大的城市”，“有世界上最優美的市場”。他訪問泉州後，稱泉州為“世界貿易中心”。他還說阿拉伯人從廣州、泉州收集瓷器、寶石……運往印度、葉門。在長達八、九個世紀內，從外國運銷中國的貨物有香料、藥材、蔗糖、吉貝、象牙、犀角、珊瑚、珍珠、琥珀。中國外銷的貨物有絲綢、錦、綾、絹及其他絲綢織品和茶、瓷器、漆器、金銀器皿、麝香、藥材等。中國人的重要發明，包括造紙術、羅盤針、火藥，也都經過穆斯林的介紹，傳播到歐洲各國。

阿拉伯旅行家訪問過中國並寫下了旅行記者，代不乏人。西元九世紀中葉，有名為“蘇來曼”的阿拉伯商人，從波斯灣航海東行，經印孟巴次大陸到達中國訪問，歸國後撰為紀行，完成於西元851年，書名《歷史的鎖鏈》。稍後，又有一名叫艾布·宰德·阿桑者加以增補。這是阿拉伯人根據自己的見聞，記載有關中國情況的最早的一部遊記，十四世紀阿拉伯旅行家伊本·白圖索，從北非到達中國。在中國訪問過北京、泉州、廣州等地，所到之處都有記載。他在遊記中，談到在中國看到許多非洲的穆斯林商人。對當時中國的社會、經濟、風土、人物、貿易、工藝以及山川、地理都作了一些記述。

這裡特別值得一提的是“七下西洋”、世界聞名的中國穆斯林航海家鄭和。他是雲南的回族穆斯林，本姓馬，他的祖父和父親都到過麥加“朝覲”。西元1405年，他奉明政府的命令，率領一支由六十二艘每艘長44丈，寬18丈的航船，有二萬七千八百人組成的龐大艦隊，遠行西洋。以後又先後屢次航海，從1405年到1433年的二十八年中，出海七次，訪問亞非三十五個國家。他是航行到非洲赤道以南東海岸的第一人，比西方哥倫布、達·伽馬等的航行早半世紀以上，他的航隊不僅規模大，且船隻之多，都超過西方航海家二十倍，是世界航海史上的空前創舉。

鄭和的艦隊曾訪問許多穆斯林國家和地區，如馬來亞、印尼群島、印孟巴次大陸、伊朗、馬爾地夫群島、阿拉伯半島的佐法爾、亞丁、吉達、麥加並進入阿曼灣的霍爾木茲海峽，到達了東非海岸的蔔刺哇、竹步、摩加迪休、馬林等地。並在第七次航行中派人到麥加朝覲。加強了我國與亞非各國人民和穆斯林的友好聯繫，促進了經濟、文化的交流和中外交通的發展。鄭和的隨從者馬歡、費信和鞏珍，根據他們的親歷，分別寫了《瀛涯勝覽》、《星槎勝覽》和《西洋番國志》。他們的這些著作已成為研究當時的亞非各國和中國與亞非各國友好關係史的重要資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