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伊斯蘭教門派劃分的新視角
教派劃分的視角
以往的“三大教派、四大門宦”的說法之所以遭到非難和質疑，主要原因是劃分教派的標準不清，歸類不夠準確，甚至混亂，沒有統一的視角。以“三大教派”的說法為例，其中沒有將“賽萊夫派”列入，認為她是“伊赫瓦尼”的支派。這一說法是完全錯誤的，“賽萊夫派”雖然傳入較晚，人數較少，但她卻是實實在在的一個教派。原因是，無論從教義還是教法，二者區別是非常鮮明的。第一，“伊赫瓦尼”嚴格遵守教義學派中“艾什爾裏派”和“瑪圖裏迪派”的道路和方法，應用理性對教義和經典明文進行解釋，對《古蘭經》的明文不以字面意義為准，而“賽萊夫派”則追求“前三輩”的道路和方法，即不以理性的原則解釋教義和經典明文，以信從為主，並以字面意義理解《古蘭經》，甚至反對和批判活躍在歷史上的諸如“艾什爾裏派”和“瑪圖裏迪派”的教義學派，而遵循阿拉伯半島的“瓦哈比派”的學說和理論。“賽萊夫派”是“瓦哈比派”在中國的發展。由於道路和方法的不同，“伊赫瓦尼”和“賽萊夫”之間在對教義的理解上存在諸多分歧，難以將二者歸為一類。馬通教授後來也注意到了二者的區別，他對“伊赫瓦尼”派的創始人馬萬福的思想淵源做出了正確的評價：“馬萬福創建的伊赫瓦尼，也被稱為中國伊斯蘭教的革新派，但不能認為中國的伊赫瓦尼與阿拉伯的瓦哈比有直接聯繫。中國的伊赫瓦尼是與中國伊斯蘭教的實際相聯繫的產物。他主張“憑經立教”、“遵經革俗”。他們僅僅在各自國家的伊斯蘭教中舉行革新運動的這一美好願望是一致的，而各自的革新內容是不盡相同的，所以只能說在伊斯蘭教思潮方面，馬萬福是受到啟發的。”2 因此，不能把伊赫瓦尼和賽萊夫同日而語，視為一派。第二，“伊赫瓦尼”在教法上嚴格遵守“哈乃非派”的規定，恪守“創制之門關閉”的原則，在承認四大教法學派的基礎上獨尊“哈乃非派”，而且將教法學派之間的遊歷看做是非常嚴重的背叛，但“賽萊夫派”卻與此恰恰相反，她對教法學派的態度較為曖昧，早期反對各種教法派別，主張“獨立創制”，後來逐步承認四大教法學派的合法地位而接受“罕百里派”的大部分主張，但不獨尊“罕百里派”，而是遊歷于四大學派之間，甚至被人稱為“第五大教法學派”。基於此，“賽萊夫派”應該是“伊赫瓦尼”之外的一大派別，而且是國際性的教派，不是中國土生土長的教派，應當看做獨立的一派。
以往的教派劃分方法存在問題，是因為缺乏統一的標準。筆者以為，人數的多少不是劃分教派的標準，某些附屬性儀式和形式同樣也不是劃分教派的基礎，而教派的劃分應以其對教義教法的理解和實踐的不同為基礎。因此，教派就是對教義和教法的理解和實踐出現差異而產生的有系統理論和社會影響力的穆斯林群體和組織。
基於此，我國目前的教派應該有四個，即格迪目、門宦、伊赫瓦尼和賽萊夫。格迪目自成一派是沒有異議的，她是伊斯蘭傳入中國後自然形成的，其教法教義中既保留唐宋時期阿拉伯穆斯林傳來的純潔信仰和實踐，也包含後來在伊斯蘭世界發展起來的教義學和教法的理論與實踐3，更有中國文化對穆斯林的影響。實際上，格迪目是正統伊斯蘭在中國特定文化中的表現。“格迪目”起初無名，也不是一個獨立統一的派別，而是伊斯蘭在中國的存在形式。清康熙年間，政府對外開放海禁，穆斯林朝覲天方的人逐年增多，同時，來華經商和傳教的外籍穆斯林也活躍起來，在相互的文化交流中，給中國穆斯林帶來了新的思潮——蘇菲主義。隨著蘇菲理論和實踐的傳入，近千年來的中國伊斯蘭教的格局發生了變化。馬來遲帶來的奈格什班頂耶學理（後稱“花寺門宦”或“虎非耶”）由於跟傳統的伊斯蘭實踐有別而被“新教”，保持原有狀態的穆斯林大眾自然就變成了“老教”4，後被稱為“格迪目”。也就是說，本來一統天下的“格迪目”局面由於蘇菲理論與實踐的傳入而宣告結束。這說明，“格迪目”和後來統歸在門宦名下的各蘇菲派別是不同的兩個教派，不可將“格迪目”和門宦混為一談，或者把門宦看做“格迪目”的分支。實際上，“格迪目”及閘宦之間有較大的區別，在教義上，“格迪目”只注重教乘，對後來的蘇菲實踐（道乘）採取默認的態度，不加以實踐，而各門宦躬行教乘，更注重道乘。在組織形式上，“格迪目”鬆散，無統一的領導，而各門宦卻有各自統一的教主、內部的等級和制度。因此，筆者認為，門宦在中國應該是一個大的教派，它無論有多少，都可以統歸在這一名下，因其蘇菲主義性質是統一的。
[2] 马通：《中国伊斯兰教派与门宦制度》，宁夏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95页。
[3] 中国穆斯林在教义上隶属艾什尔里派和玛突尔迪派的教义体系，而在教法上随从哈乃非学派。
[4] “新教”、“老教”是一对相对的概念，内涵并不确定，后来这对概念的内涵一再发生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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