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伊斯蘭教門派劃分的新視角
按此標準，原來被認為三大教派之一的西道堂的歸屬問題就成了一個需要探討的問題了。實際上，西道堂的歸宿問題自被列入三大教派之一後，歷來是一個很有爭議的問題。西道堂確實是中國諸多門派中較為特別的一個，值得研究。但筆者認為，其特別之處並沒有大到使其上升為一個獨立教派的地位，因為中國的各個派別都有各自的特色和性質，不能因為特殊而全部被列為教派。西道堂像胡門一樣是土生土長的中國門派，西道堂集格迪目和門宦的特徵為一身，融宗教團體和社會組織為一體。從西道堂的性質來說，它起初是格迪目在特定環境中的存在形式，後來發展演變成類似門宦的團體。據此，西道堂實際是具有格迪目性質的門宦。馬啟西先生于清光緒年間創西道堂於甘肅臨潭，其時的臨潭自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左右花寺門宦傳入、接著北莊門宦在清嘉慶年間（約1830年左右）也尾隨而來以後，臨潭的穆斯林被這兩大門宦瓜分，原本的“格迪目”劃上了句號。馬啟西先生原屬北莊門宦，並且是北莊門宦在洮州（臨潭）的第三任“納依布”（代理人）敏士達的外孫。他幼年在隸屬北莊門宦的上寺念經，後在私塾攻讀四書五經，考取秀才。之後，他無意科舉，在家刻苦鑽研明清時期中國穆斯林學者的著譯，深得要旨。馬啟西作為一個飽學之士，見多識廣，胸懷大志，腹有遠見，不滿門宦的統治，他崇尚“格迪目”的自由、平等和寬容，於是，他毅然決然地與他的北莊門宦親友決裂，與撫育他的群體決裂，自創西道堂。起初，西道堂不是什麼派別，馬啟西也無意創立什麼門派，但在門宦一統天下的環境，分離出來的人自然就成了一派。當臨潭的穆斯林群眾斥西道堂為“新教”、“邪教”的時候，西道堂群眾旗幟鮮明地告訴大家“我們是從格迪目上來的”。這說明西道堂與格迪目的淵源關係是無可質疑的，而且更為重要的是西道堂在教法和教義上沒有任何新的突破，也不存在與“格迪目”或其他派別有不同的地方。據我國著名學者周燮番的研究，“馬啟西的宗教思想主要有兩個方面：一是主張伊斯蘭教在中國發展傳播必須與漢文化相結合；二是創建宗教社團，發展民族經濟和民族文化。”5 即傳統伊斯蘭文化的傳播必須借用漢文化的媒介，漢文化只是工具，以便讓更多的人瞭解，目的還是宣傳伊斯蘭。其次是發展經濟和文化。實際上，這兩條中沒有一條是關乎宗教信仰和禮儀的，西道堂依然如格迪目一樣屬筍尼派，緊跟艾什爾裏和瑪突爾迪的信條，遵守哈乃菲派的教法。馬啟西先生之所以主張與“漢文化相結合”路子發展傳播伊斯蘭，是與自身的條件有關，他雖然幼年受過經堂教育，但沒有達到以阿拉伯文讀經的能力，只能走“以儒詮經”的道路，而且在馬啟西先生以後，這條道路基本中斷，後來的阿訇還是像其他教派一樣以阿文經典為依據。因為他以後的三位教主丁全功、馬明仁和敏志道都是樸實的農民，由於時代的限制，既沒機會進學堂，也沒條件進經堂，幾乎無漢學和經學基礎。所以，近年來流行的“漢學派”的說法，也不客觀、不實際。至於西道堂特殊組織形式和經濟秩序，則是時代的產物和環境的需要，並不是西道堂的核心教義和基礎。“烏托邦”式的集體生活只延續了幾十年後退出歷史舞臺，而且在新中國成立以前，已經搖搖欲墜了。“大家庭”式的生活即使改革開放後，再也恢復不起來。目前，西道堂像其他派別的人一樣，組織上以小家庭為單位，經濟上走私有化和個體化的道路為模式，完全不存在早期的“公有制”和“按需分配”的形式。另外，西道堂發展到後來基本及閘宦接軌，具有了門宦的顯著特徵。實際上，西道堂門宦化早在馬啟西先生在世時已經開始。馬啟西先生早年跟哲赫忍耶的教主馬元章交往密切，“曾在張家川宣化崗道堂與馬元章先生論過教義”6，深受馬元章的影響。馬元章“……接受劉介廉思想，強調用漢文宣傳教義，用儒道之學解釋宣揚伊斯蘭教，又運用儒家忠義之道建立哲赫忍耶的教權制度。”7 馬元章的思想對馬啟西影響極大，他決心走馬元章教給他的這條路。他雄心勃勃地說：“介廉種籽，官川開花，我要結果”。“官川”指的就是官川馬明心及其後人馬元章8。馬啟西先生把自己的“金星堂”改名為“西道堂”，“以別於東面之西吉沙溝和張家川宣化崗道堂之謂也”9。在宗教儀式和贊念方式上，馬啟西排除北莊的影響，轉向學習哲赫忍耶的傳統10，甚至仿效哲赫忍耶戴“六芽帽”。這表明其思想淵源和與哲赫忍耶的密切關係。還有西道堂的門宦特徵表現在它與蘇菲主義有關，雖然後期的西道堂只注重教乘，鼓勵實業，但馬啟西先生自己有過蘇菲修行的經歷，也受過劉介廉蘇菲思想的影響，後來的西道堂，基本將自己打造成一個地道的門宦：有教主、有拱北、有組織、有自己的忌日，而且在宗教禮儀上仿效哲赫忍耶，同時也受北莊和花寺門宦的一些影響，如重視教主的忌日，念花寺的《卯路德》、北莊的《麥達伊哈》、哲赫忍耶的《穆罕邁斯》等贊主贊聖的讀本。所以，筆者認為，朱剛先生的研究結論基本正確，他說：“據此理由推斷，西道堂屬於門宦是無可非議的了。”11
所以，根據對教義教法的理解之不同為標準來劃分，中國的教派應該有四個：格迪目、門宦、伊赫瓦尼和賽萊夫，而其中格迪目和伊赫瓦尼被列為教派的問題，是學術界早就達成共識的，不存在異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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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马富春：《刘介廉先生的宗教译著对以后伊斯兰教派的影响》，载《西道堂史料辑》，185页。马富春，华西大学哲学系毕业生，西道堂第三任教主马明仁之子，原西道堂负责人之一。
[7] 马通：《中国伊斯兰教派与门宦制度史略》，宁夏人民出版社，2000年，314页。
[8] 马富春：《刘介廉先生的宗教译著对以后伊斯兰教派的影响》，载《西道堂史料辑》，180页。
[9] 马富春：《刘介廉先生的宗教译著对以后伊斯兰教派的影响》，载《西道堂史料辑》，180页。也有些人将西道堂跟马启西曾经访问过的萨玛尔罕的“北（白）道堂”联系，说：“西有白道堂，东有西道堂”，这一说法较为牵强。
[10] 见马富春：《刘介廉先生的宗教译著对以后伊斯兰教派的影响》，载《西道堂史料辑》，180页。
[11] 《西道堂史料辑》， 1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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