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斯蘭在法律、社會制度方面也是中和適度的。猶太教中禁律過多，其中包括以色列（葉爾古白）對自身的禁律，以及安拉為懲罰猶太人的暴虐而頒佈的禁律：“我禁止猶太教徒享受原來准許他們享受的許多佳美食物，因為他們多行不義，常常阻止遵循主道，且違禁而取利息，並借詐術而侵蝕別人的錢財。”（古蘭經四：160-161）基督教過於放縱，甚至把《計拉特》明令禁止的東西變為合法；儘管《引支勒》明確宣佈爾撒並非為廢除《討拉特》的律例而來，而是來補充它、完美它，但基督徒卻聲稱：對於純潔者，一切都是純潔的。伊斯蘭在猶太教和基督教之間走中間道路，伊斯蘭雖然也頒佈合法與非法律例，但它卻沒有把制定合法與非法的權力交給人，而是歸安拉所有。伊斯蘭禁止卑劣、有害的事物，允許佳美、有益的事物。因此，使者在有經人（即猶太人、基督徒）那裡享有以下美譽：“他命令他們行善，禁止他們作惡，准許他們吃佳美的食物，禁戒他們吃污穢的食物，卸脫他們的重擔，解除他們的桎梏。”（古蘭經七：157）
正如伊斯蘭在一切事物中居守中和一樣，在家庭問題中也是中正平衡的。有些人規定無限多妻，另有些人絕對禁止多妻，甚至在有必要多妻、人們的利益需要多妻的情況下也不例外。伊斯蘭則頒佈限制多妻的律例，為多妻規定了一些條件，如潔身自製、合理費用、公平對待妻子等；如果擔心不能公平，則只能娶一妻。安拉說：“如果你們恐怕不能公平地待遇她們，那麼，你們只可各娶一妻。”（古蘭經四：3）在離婚問題上，天主教絕對禁止離婚，即使夫妻生活變成人間地獄也罷；希臘教會規定除非犯私通罪後夫妻才能離婚。而另一些人卻把離婚當作兒戲，不加任何限制，不管由男方或女方提出離婚，都可生效。於是，一個微不足道的因素可以導致夫妻生活的破裂，使這一堅固的盟約頃刻化為泡影。伊斯蘭允許離婚，但那是在一切個人調解措施、法律醫治手段無效的情況下才許可的；與此同時，離婚是安拉最不喜歡的合法事物，丈夫可再三觀察瞭解自己的妻子，以至兩人重歸於好。安拉說：“休妻是兩次，此後應當以善意挽留她們，或以優禮解放她們。”（古蘭經二：229）在法律、社會制度方面，伊斯蘭介於資本主義和集體主義之間：資本主義過於放縱個人，以至損害社會利益，它給予個人太多的權利，卻很少規定個人義務，因而，個人常愛說：“我有權利……”，卻很少說：“我有義務……”；集體主義則過於突出社會的作用，從而給個人施加壓力，減少個人的權利，禁錮個人自由，剝奪個人的志趣和個性。
個人與集體的平衡
伊斯蘭制度中，個人與集體融為一體，個人自由與集體利益達到平衡，權利與義務相輔相成，貢獻和索取得到均衡的分配。自古以來，許多的哲學和學術派別在個人與社會的關係問題上眾說紛紜、莫衷一是。一種觀點認為個人是主要的，社會是次要的，因為社會不過是由個人組成的；另一種觀點認為社會是主要的，個人是次要的，如果沒有社會，個人只是尚未開採的礦物，是社會在組合人，賦予人形象，是社會賦予個人繼承文化、傳統和習俗的能力。亞里斯多德宣導集體主義，這在柏拉圖的《共和國》中十分明顯。因此，古代人類最著名的哲學——希臘哲學未能解決這一難題，未能使人們擺脫這一困惑。這是哲學解決一切重大課題的一貫特點：提出一種主張，同時又提出與此相反的主張；哲學大師們幾乎沒有對一件事物達成過共識。甚至一位著名哲學家說：哲學是沒有觀點的！在波斯，曾出現兩大對立的派別，一派是馬尼派，代表極端的個人主義，宣導禁欲、苦行、出家，以促使充滿醜惡、痛苦的世界早日毀滅；另一派是穆茲德克派，代表極端的集體主義，號召共產、共妻，並發展了一些野蠻的追隨者，攪得國無寧日、民不聊生。
一切天啟宗教的原本使命是實現生活的平衡、確立人間的公正，古蘭經中明確宣告了這一事實：“我確已派遣我的眾使者，去傳達我的許多明證，並降示天經和公平，以便眾人謹守公道。”（古蘭經五七：25）但天啟宗教的跟隨者們很快就篡改了教義，失去了它的第一特徵——天啟性，因而使它本來的生活使命也付之東流。所以，伊斯蘭以前的天啟宗教都未能解決這一難題。散佈世界各地的猶太人，其思維方式和行為規範的基石便是個人主義，故他們竭力宣導個人主義，古蘭經對此指出：“他們違禁而取利息，並借詐術而侵蝕別人的錢財。”（古蘭經四：161）基督教首先關心的是個人的拯救，而把整個社會推給凱撒去處理。《新約》所引耶穌的話說明瞭這一點，當時耶穌說：把凱撒的物歸給凱撒；把上帝的物歸給上帝！
倘若我們合上歷史，放眼目前的現實，我們會看到什麼呢？當今世界，個人主義與集體主義之間的鬥爭空前激烈：資本主義神化個人，以個人為中心，給予個人過多的權利、甚至絕對的權利，個人有財產所有權、發言權、自我支配權、享受權……只要屬於“個人自由”，即使危害自己和他人也在所不惜。個人可通過壟斷市場、爾虞我詐、高利盤剝等手段賺取錢財；又可把所賺錢財花費在飲酒、放蕩、非法娛樂之中，至於對窮人、無產者、遇難者，則可一毛不拔，任何人無權干涉，因為這是他“個人的自由”。與此同時，集體主義卻極力貶低個人的價值，減損個人的權利，增加個人的義務，以社會為根本目標，把個人作為社會這一龐大機器上的小小零件而已。“社會”實際上指國家；“國家”其實就是執政黨，或作為黨魁的獨裁者。個人除一些鋪蓋和傢俱外一無所有；個人沒有否決權、政治參與權，任何想公開或秘密發表不同政見者，其結局不外乎囚禁、流放和絞刑！
那是人為哲學、被篡改的宗教對個人與社會關係的立場和觀點，那麼，伊斯蘭的觀點是怎樣的呢？
伊斯蘭既不是偏向個人主義，也不是偏向集體主義，而是居守折中，不偏不倚。這是不奇怪的，伊斯蘭的制定者既是人的創造者，那麼，造物主豈會制定報廢人的天性、與天性格格不入的制度和律例呢？造物主造人為具雙重性的：人既有個人特點又有集體意識。個性是人性中根深蒂固的因素，人因此而自愛，並渴望確立自我、突出自我，喜歡獨自料理自己的事務；同時我們也發現，人有傾向集體的本能意識，由於這個原因，單人牢房被認為是對人性的無情摧殘，哪怕囚犯也能吃到食物、喝到水呢！健全的社會制度同時兼顧兩個方面——個人和集體，不讓一方面侵害另一方面。伊斯蘭作為符合人類天性的宗教，帶來的是平衡而公正的制度，它不會為了社會而侵犯個人，也不會為了個人而侵犯社會；它不會給予個人過多的權利以放縱個人，也不會給個人規定過重的義務以壓制個人；它只是責成個人以力所能及的義務，毫不強人所難，同時給個人規定了與其義務相對應的種種權利，以滿足個人的需要，捍衛個人的尊嚴，保護個人的人性。為此，伊斯蘭規定了如下律例：
一、規定人的生命的不可侵犯，以保護人的“生存權”。古蘭經指出：“除因復仇或平亂外，凡枉殺一人的，如殺眾人；凡救活一人的，如救活眾人。”（古蘭經五：32）沙裡亞規定故意殺人者抵償的律例，除非屍親原諒或接受血鍰；同時規定誤殺者交出贖金以罰其罪。
二、規定人的名節不可侵犯，以保護人的“尊嚴權”。無論當面和背後都不准詆毀人的名節：“通道的人們啊！你們中的男子，不要互相嘲笑，被嘲笑者，或許勝於嘲笑者。你們中的女子，也不要互相嘲笑；被嘲笑者，或許勝於嘲笑者。你們不要互相誹謗，不要以諢名相稱。”（古蘭經四九：11）“你們不要互相偵探，不要互相背毀，難道你們中有人喜歡吃他們已死的教胞的肉嗎？”（古蘭經四九：12）
三、規定個人財產不可侵犯，以保護“個人所有權”。除非個人情願，任何人或國家不得非法強奪個人的財產。穆聖在辭朝中說：“你們的生命、財產和名譽都是不可侵犯的，猶如你們的這一天、這一月、這個城市神聖不可侵犯一樣。”（穆斯林聖訓集）
四、規定住宅不可侵犯，以保護“個人獨立權”。不容任何人刺探個人的秘密，不經許可不得冒然闖入別人的家門。安拉說：“通道的人們啊！你們不要進他人的家去，直到你們請求許可，並向主人祝安。”（古蘭經二四：27）又說：“你們不要互相偵探。”（古蘭經四九：12）
五、規定個人“信仰自由”，不准強迫人改信宗教：“對於宗教，絕無強迫；因為正邪確已分明了。”（古蘭經二：256）“難道你要強迫眾人都做信士嗎？”（古蘭經一O：99）
六、規定個人“批評自由”。如果發現了缺點和錯誤，任何人有權利提出批評；而且，倘若其他人對錯誤保持沉默，則“批評”成為個人必盡的義務（瓦直布），這便是伊斯蘭中著名的“命人行善、止人作惡。”
七、規定個人“思想自由”。每個人有權利並且有義務思維和探索；伊斯蘭把思維作為人類的定制之一。如果說思維是每個人應享的權利和應盡的義務，那麼，每個思維者允許發生錯誤，不必因此而非難他、指責他。伊斯蘭並沒有由於創制者（穆吉太希德）有誤而禁絕他應得的報酬，穆聖說：“創制者如果錯了，有一個報酬；如果對了，有兩個報酬。”（布、穆傳述）世界上沒有一個宗教和制度象伊斯蘭那樣激勵人運用思維、獎勵人們的思想成果，甚至酬報創制中發生錯誤的人！那些不同的思想、不同的法律演繹在伊斯蘭的氛圍中可和睦共處，不懷怨恨，那是聖門弟子及再傳弟子時代有目共睹的史實。這種思想自由的氛圍中，法學、經注學、凱拉姆學等學科中出現了不同的學派，它們有必要時進行一些學術討論，但決不互相攻伐。
八、規定“個人責任”。對此古蘭經給予有力的強調：“各人將因自己的營謀而作抵押。”（古蘭經七四：38）“各人要享受自己所行善功的獎賞，要遭遇自己所作罪惡的懲罰。”（古蘭經二：286）“一個負罪者，不負他人的罪。”（古蘭經一七：15）這些古蘭經節文針對今後兩世的個人；就是說，個人在今世和後世都不負他人的罪責。
伊斯蘭在賜予個人這些權利和自由的同時，又相應規定了個人對社會的義務。個人的權利和自由必須以維護集體利益、不傷害他人為條件，個人不得濫用自己的權利以損害集體；伊斯蘭規定一個人既不能害己又不能害人；當個人權利和集體權利發生衝突時，理應首先考慮集體權利。因此，我們又可看到如下律例：
一、伊斯蘭保護個人生命，可是，當伊斯蘭社會需要個人獻出生命以捍衛這個社會時，個人應當心悅誠服，視死如歸。同時，倘若個人侵犯他人的生命，故意殺人；或擾亂社會的安定，攔路搶劫；或背離宗教、分裂集體，成為叛徒，那麼，其生命不再受保護了。
二、個人私有權受到以下限制：財產來源必須合法，費用管道也必須恰如其分，當集體需要時，個人不得吝嗇。財產私有制並不象“自由主義”鼓吹的那樣絕對化，它必須受制于安拉的法度、社會的權益；甚至集體利益需要時可以等價強行換取個人的財產。因為一切財產都是安拉的，人不過替安拉代管財產；換言之，個人受集體委託管理財產，使財產發榮滋長，並合理費用。如果個人不善管理，則集體有權終止他的產業而另尋高明。與此同時，個人財產中集體有法定的權利；這些權利中有些是固定的每年必有的，如各種天課（澤卡特）；有些是不固定的，如穆聖所說：“財產中有除天課以外的義務。”有些是領導人根據需要規定的。
三、個人的權利和自由必須以關注社會道德、信仰、價值觀念為前提。信仰自由並不是允許有人攻擊伊斯蘭和穆斯林，傳播無神論，動搖人們的精神價值，以及散佈淫蕩和罪惡。犯罪的“自由”，理性和沙裡亞都不會認可。
四、伊斯蘭在強調“個人責任”時，也強調個人對集體的責任。穆斯林社會中的每個人都是特定領域的責任人，聖訓指出：“你們每個人都是負責人，都應對其下屬負責。”元首對人民負責，男子對家庭負責，女子對丈夫的家負責，僕人對所管財產負責；每個人在伊斯蘭中都有自己的崗位，不得疏忽。“命人行善止人作惡”的主命決定了穆斯林對社會應有的責任，穆斯林應當隨時關注著社會，如果發現了不正常現象，應當盡力制止：首先用手；如不能，則用嘴；如再不能，則以心憎惡——這是最起碼的信仰了。向穆斯林大眾進忠言，是伊斯蘭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不關心穆斯林大眾事業的人不是穆斯林。穆斯林不得遠離人群和生活、以自我為中心，不得忽視周圍吞噬一切的邪惡。倘若穆斯林讓邪惡之火自由燃燒，它不僅吞噬周圍的一切，而且會馬上吞噬穆斯林本身，並吞噬掉他的一切希望。因此，古蘭經說：“你們當防備一種災難，否則，受害的絕不僅限於你們中的不義者，你們要知道，安拉的刑罰確是嚴厲的。”（古蘭經八：25）聖訓說：“如果人們看到不義者而不加抵制，安拉就會使他的刑罰波及他們全體。”
五、沙裡亞的“大眾主命”，也體現了伊斯蘭的集體觀念。穆斯林社會需要各種知識、工藝、職業、機構和系統，實現這一切即是穆斯林的“大眾主命”；如果有足夠的人數在從事這些行業，則其他人可免罪責，否則，罪及整個社會。
六、穆斯林奉命共同執行伊斯蘭沙裡亞大法、建立伊斯蘭法規，因此，古蘭經在下達任務時總是面向大眾，古蘭經中“歸信的人們啊！”這種複數形式比比皆是，旨在強調集體之間應互助合作，共同執行安拉的命令，遠離安拉的禁律。例如，像下面這些節文就是針對整個集體的：“偷盜的男女，你們當割去他們的手。”（古蘭經五：38）“淫婦和姦夫，你們應當各打一百鞭。”（古蘭經二四：2）這些刑法的直接執行者當然是國家和執政者。集體有責任落實這些法律，倘若廢棄了它，必受安拉的懲處。
七、依巴代（功課）雖然體現的是主僕關係，但伊斯蘭卻賦予它一種集體精神和集體形式，積極鼓勵和宣導集體拜功，甚至使它比單獨拜功高二十七個等級；集體拜數越多，安拉回賜就越大。當有人怠慢去清真寺做集體拜時，穆聖甚至考慮要燒毀他們的房屋；對能聽到宣禮聲的盲人，穆聖也不允他在家單獨禮拜而拋棄寺裡的集體拜，穆聖說：“誰在禮拜班子後面單獨禮拜，其禮拜無效。”表達了穆聖對脫離大眾行為的憎惡。當穆斯林獨自一個做禮拜時，他的意識和心靈仍然記著集體，所以他與主密談時，用的是複數代詞，並以集體名義向主祈求：“我們只敬拜你，只求你佑助。求你指引我們走正路。”（古蘭經一：5-6）同時，規定聚禮（主麻）每週一次；會禮（爾德）每年兩次；每個穆斯林一生朝覲一次。這些敬拜儀禮都必須以集體形式去完成。
八、伊斯蘭宣導系列社會禮節和風尚，旨在使穆斯林擺脫個人主義和本位主義。例如，伊斯蘭問候語（色蘭），見面握手，回答噴嚏，互相拜訪，互贈禮品，探望病人，慰問遇難者，聯繫親戚，善待鄰居，尊敬客人，居家和旅行中與人和睦相處，優待孤兒、貧民、旅客，以及其他種種禮儀和義務。這一切使得集體意識、集體思維和集體行為成為穆斯林生活中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
九、在道德方面，伊斯蘭宣導友誼、互愛、無私，命人以正義和敬畏而互助；提倡團結、統一、互憐、互讓，激勵人們奉獻、犧牲、遵紀守法，在正義方面服從領導。與此同時，告誡人們禁絕妒嫉、仇視、懷恨、分裂、紛爭，以及出自個人主義、物欲主義的一切惡劣行為。
通過這些事實，我們可清楚地看到，伊斯蘭運用立法和教育管道，使人們生活中的個人因素與社會因素、個人主義與集體主義合而為一，達到平衡。同時我們也認識到，伊斯蘭既不屬個人主義派系，也不屬集體主義派別；她集中了二者的優點，又避免了二者的缺陷。伊斯蘭既確認個人又確認社會，公平地給予個人和社會以應有的權利和應盡的義務。這是伊斯蘭所特有的中和與平衡。
【節選自《伊斯蘭的特色 》，尤素福·格爾達威 著，張維真 譯，題目是編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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