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寒 
伊斯蘭世界曾從東西兩線，向歐洲發起過兩次歷史性的進軍，卻留下了截然不同的迴響。
西線，始于伍麥葉王朝，西元711年，柏柏爾將領塔里格·本·齊亞德率軍強渡直布羅陀海峽，擊潰西哥特王國；次年，總督穆薩·本·努賽爾率主力跟進，直至718年基本控制伊比利亞半島，建立安達盧斯，統治此地絕大部分地區近八個世紀。732年，穆斯林越過比利牛斯山脈，在圖爾戰役中被法蘭克王國擋下北進的鐵蹄。至此，先知歸真後不過百年，他在大馬士革的繼任者們已將疆域擴展為一個橫跨東西的世界帝國——東抵中國邊境，西臨高盧腹地。然而，軍事征服只是安達盧斯故事的序章。在科爾多瓦，穆斯林、基督徒與猶太人曾共同營造出一處罕見的文明高峰：宏偉的圖書館、興盛的大學、貫通東西的學術翻譯，讓這座城市一度成為歐洲的文化中心。但1492年格拉納達陷落之後，這一切被系統性地抹去，穆斯林的痕跡在伊比利亞幾乎消散殆盡，安達盧斯的宣禮塔終成絕響。
而東線，奧斯曼帝國在巴爾幹的推進，則不只是軍事征服，更是一場深刻重塑社會、文化與人口結構的歷史進程。正是這條東線的遺產，造就了《山間的宣禮塔》所探訪的歐洲本土穆斯林家園。
1354年，一場地震摧毀了拜占庭扼守達達尼爾海峽的重鎮加利波利，奧斯曼王子蘇萊曼帕夏趁虛而入，佔領此地並開始向歐洲一側移民。這個意外獲得的橋頭堡，成了奧斯曼人在歐洲的第一個永久據點，從此再也無法被趕走。1389年科索沃之戰，奧斯曼軍隊大敗塞爾維亞聯軍，蘇丹穆拉德一世與塞爾維亞大公拉紮爾雙雙戰死。雖然代價慘重，但巴爾幹的核心抵抗力量就此被摧毀，奧斯曼人確立了在巴爾幹的統治。1453年，穆罕默德二世攻克君士坦丁堡，東羅馬帝國滅亡。1521年佔領貝爾格勒，1526年莫哈奇戰役大勝，匈牙利大部被征服。1529年，蘇萊曼大帝第一次兵臨維也納城下，因後勤艱難而撤退；1683年大維齊爾卡拉·穆斯塔法再度圍攻維也納，歷經長達兩個月的生死圍城戰之後，被波蘭國王揚三世·索別斯基率領的援軍擊潰。這成為奧斯曼擴張的最終轉捩點，帝國從此由盛轉衰，此後的戰爭逐漸轉向生存之戰。1699年的《卡洛維茨條約》，是帝國史上第一次大規模割讓歐洲領土，匈牙利等地被哈布斯堡王朝奪回。及至19至20世紀初帝國解體，巴爾幹地區誕生了一批新的民族國家。
然而，數百年的奧斯曼統治之所以能夠留下不可磨滅的印記，與帝國實行的“米利特”制度密不可分。這種相對寬容的治理模式，允許東正教徒、猶太教徒等不同宗教共同體在帝國內部保持自治，管理各自的信仰與內部事務。正是這種制度的寬容，使得大量波士尼亞人、阿爾巴尼亞人，以及眾多斯拉夫語系的人口，在數百年間陸續皈依了伊斯蘭教，形成了獨特的歐洲本土穆斯林文化。他們不是外來移民，而是這片土地的原住民——這是理解《山間的宣禮塔》最關鍵的歷史前提。
當我翻開《山間的宣禮塔》，作者在波士尼亞和阿爾巴尼亞遇到的穆斯林，正是這段漫長歷史的直系後裔。他們不是外來移民，而是那些在奧斯曼時期選擇伊斯蘭信仰的斯拉夫人和阿爾巴尼亞人的後代。山間的宣禮塔，正是這段漫長歷史在今天歐洲大地上依舊矗立的物理見證。從這個意義上說，這本書的旅行，本質上是在尋找和記錄這條“退潮後留在沙灘上的痕跡”。
這趟閱讀之旅重塑了我的認知。奧斯曼帝國的歷史我原本並不陌生，卻從未認真想過，它竟在歐洲本土留下了如此深遠、如此鮮活的人口與文化印記。
而承擔起這趟探尋之旅的，是一位身份獨特的作者——孟加拉裔倫敦穆斯林塔里克·侯賽因。他追隨著17世紀奧斯曼旅行家埃夫利亞·切萊比的足跡，走進巴爾幹，去探訪那些留存至今的古老伊斯蘭建築和依然活躍的穆斯林社區。
塔里克·侯賽因引領我走入的，是一個遠比歷史教科書更為複雜、也更為動人的巴爾幹。在這裡，奧斯曼帝國的遺產不是抽象的影響，而是具體的建築、日常的習俗、以及仍然活著的人們。然而，這些遺產的命運，卻歷經輝煌、摧毀、再到無聲倖存。
奧斯曼人在巴爾幹留下的，遠不止軍事要塞與行省總督府。他們建造的是一個完整的生活世界。
在塞拉耶佛，初代總督伊薩·貝格是城市的創建者，而加齊·胡斯列夫·貝格則是城市的擴建者和繁榮推動者。城市最早修建的公共建築中，除了清真寺，還有學校、圖書館，公共浴場赫然在列，這絕非巧合。穆斯林每日五次禮拜前必須潔淨身體，在15世紀尚無自來水系統的城鎮中，大型公共澡堂是信仰生活的基石。更耐人尋味的是，當奧斯曼人修建這些浴場時，“很多歐洲基督徒還將不洗澡看作是聖潔的象徵”，侯賽因由此提醒我們一個容易被忽略的事實：中世紀歐洲穆斯林恐怕是整片大陸最乾淨的人了。
然而浴場的功能遠不止于清潔。它們是高度講究的社交空間，男人和女人在這裡放鬆、談生意、聊八卦。英國貴族瑪麗·蒙塔古夫人1763年進入索菲亞一所女性浴場時，被眼前的景象震驚了：沙發、靠枕、華麗的地毯，上流社會的婦女和僕人在這裡待上四五個小時，喝咖啡、編頭髮、閒聊、沐浴。浴場，是奧斯曼城市文明的精緻紋理，是女性難得的公共領域。
與浴場相伴的，還有免費為旅人提供食宿的驛站、遍佈街頭的飲水亭，以及散佈在山間的蘇菲道堂。這些設施共同構成了一個城市網路：旅人在驛站中得到庇護，鄰里在浴場中傳遞消息，行人在飲水亭邊取水飲用。當年奧斯曼總督們在巴爾幹建造這些場所，不只是為了統治，更是為了生活。正是這張網路，使得伊斯蘭教在這片土地上紮下根來。
然而，當我跟隨侯賽因走進這些城鎮時，看到的卻是一份殘缺的遺產清單。摧毀來自兩個方向：戰爭中的蓄意攻擊，以及和平期的系統根除。
在波黑戰爭中，加齊·胡斯列夫·貝格清真寺毀於塞爾維亞人的轟炸。這並非戰火的誤傷，而是有意的選擇。侯賽因在書中引入了一個令人毛骨悚然的概念：“貝德克爾突襲”——二戰中，德國空軍利用《貝德克爾英國旅行指南》標出“英國每一座三星級建築”，然後將其炸得粉碎。在波黑，塞族人也做了同樣的事。他們將清真寺作為轟炸目標，是因為在任何戰爭中，“炸毀歷史和文化豐碑都是告訴敵人，你就是沖著他們的身份去的，就是要毀掉那些使他們成為他們的東西”。哈佛大學一位觀察家將這種攻擊稱為“文化種族滅絕”。加齊·胡斯列夫·貝格清真寺的真跡早在奧匈帝國時期的一次“翻修”中就已丟失，戰後重修的內部裝飾主要受當代土耳其風格影響——每一次翻修與重建，都是不同時代對這座建築的爭奪與覆蓋。
與清真寺一同被摧毀的，還有莫斯塔爾老橋。這座16世紀奧斯曼時期的石拱橋，被見多識廣的奧斯曼人稱為“蘇萊曼蘇丹之橋”，埃夫利亞更稱其：舉世無雙，其優雅和精緻無與倫比。1993年11月，它在克族武裝的蓄意炮擊中轟然墜入內雷特瓦河。這座橋是城市的標誌，在被摧毀的五年之後，當地建築師阿米爾·帕西奇堅持不懈地呼籲，在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和國際社會的説明下忠實地重建和再現了它。像帕西奇這樣的莫斯塔爾人一直把這座橋看作一種團結的力量。在他們眼裡，它體現了莫斯塔爾和波士尼亞對多民族、多宗教和多信仰共存的渴望，當橋消失了，這個渴望也隨之消失了。
然而，還有一種更隱蔽的摧毀，發生在時間與忽視之中。那些曾經遍佈城鎮的驛站、浴場、飲水泉亭，如今除了一些清真寺外，大多已經荒廢，甚至徹底消失。當年伊薩·貝格們精心營造的城市生活網路，在數百年間一點點褪色。如果戰爭中的炸毀是暴力一擊，那麼這些日常設施的凋零則是漫長的遺忘。它們雖然沒有被炮火抹去，卻同樣在消解一種文明的痕跡。
如果說波黑的摧毀來自外部敵人，那麼阿爾巴尼亞的案例則更加令人震驚——它是一個穆斯林出身的領導人，對本國伊斯蘭遺產的系統性剷除。
阿爾巴尼亞成為奧斯曼帝國的一部分近六個世紀，出過三十多位首相大維齊爾。按照19世紀英國畫家愛德華·利爾的記載，這片土地上曾“到處都是清真寺”。然而當侯賽因駕車穿越阿爾巴尼亞時，卻幾乎看不到一座，原因指向一個人：恩維爾·霍查。在二戰後長達四十年的統治中，他將宗教活動定為非法，取締了所有宗教活動，關閉或是摧毀了國內2000多座清真寺和教堂，以一己之力使阿爾巴尼亞成為世界上第一個官方無神論國家，而具有諷刺意味地是，霍查的姓氏來自土耳其語“霍加”，意為“伊斯蘭教的導師”。
在吉羅卡斯特，侯賽因目睹了這種摧毀造成的具體後果。埃夫利亞·切萊比時代，這裡是巴爾幹伊斯蘭學術的重鎮：十五座清真寺、三所專攻聖訓的宗教學校、三個不同蘇菲教團的道堂、四個聖所。霍查統治後，僅剩梅米貝伊清真寺倖存，倖存的原因並非出自他的寬容，而是它已被列為文化古跡。更令人心酸的是，這座清真寺曾被用作馬戲團訓練館，“雜技演員們在清真寺高高的穹頂上掛高空秋千”，一座曾經回蕩著誦經聲的建築，沉默為雜技道具的懸掛架——這個意象，比任何直接控訴都更鋒利。
面對這份殘缺的遺產，侯賽因沒有止步於記錄創傷。他帶著17世紀奧斯曼旅行家埃夫利亞·切萊比的《旅行之書》上路，借由一雙三百年前的眼睛，回望了那個曾經完整的世界。
切萊比筆下的巴爾幹，呈現出一個今天的人們很難想像的景象：穆斯林、基督徒、猶太人不僅共存，而且這種共存是一種常態。在塞拉耶佛，除了本地的穆斯林，他還遇到了來自歐洲各地的基督徒，以及大量塞法迪猶太人。這些猶太人的先輩，是在1492年西班牙“收復失地”運動完成後，與穆斯林一同被費爾南多二世和伊莎貝爾一世下令驅逐出境的。當時西班牙的猶太人如果不放棄信仰，就必須離開，而奧斯曼蘇丹巴耶濟德二世卻派出海軍，將他們接往帝國各地安置。這些被歐洲驅逐的人，在巴爾幹找到了安身之所。切萊比寫道:所有人都可以自由建造教堂和猶太會堂，並在其中禮拜——儘管有兩個條件：建築高度不能超過城內最高的清真寺，教堂不能敲鐘。
這種有限制的寬容，必須放在奧斯曼帝國的“米利特”制度下理解。“米利特”意為“宗教共同體”，是帝國管理多元信仰的基本框架。在這一制度下，東正教徒、猶太教徒、亞美尼亞基督徒等都被承認為合法的自治共同體，可以保留自己的宗教領袖、法律和習俗，自行處理婚姻、繼承等內部事務，只需向帝國繳稅，並承認奧斯曼蘇丹的最高權威。它並非現代意義上的平等，卻使得不同信仰的人群能夠在同一個帝國屋簷下共同生活數百年。
這種寬容在今天看來或許不夠完美，但在17世紀的歐洲大陸，卻是罕見的對照。彼時，西班牙和葡萄牙早已用火刑柱與宗教裁判所“淨化”了伊比利亞半島；英國在處死天主教神父；法國在屠殺胡格諾派教徒；德意志土地上三十年戰爭的硝煙尚未散盡——整個西歐正在以信仰的名義相互廝殺。而在巴爾幹，猶太人和基督徒與其他奧斯曼公民別無兩樣。這正是塞拉耶佛後來被稱為“歐洲耶路撒冷”的原因。
侯賽因在書中逐漸領悟到一個關鍵的認識：“奧斯曼帝國時期的塞拉耶佛顯然不是一個例外，而是一種常態，這就是為什麼埃夫利亞的文章在描述他所到之處穆斯林、基督徒和猶太人共存的情形時，一直那麼寫實。”他還說：“歷史上巴爾幹地區不同信仰的人不僅共存，而且其宗教和文化實踐之間的界限也比歷史通常告訴我們的模糊得多。”
這一段論述，是全書的思想樞紐。它直接挑戰了“文明衝突論”的設想——共存不是烏托邦，而是歷史上真實存在過的日常。埃夫利亞一路寫來，從塞拉耶佛到吉羅卡斯特，不是只在一個地方看到寬容，而是到處都是。侯賽因追隨切萊比的足跡，不是在尋找孤例，而是在尋找一種被遺忘的常態。而90年代的戰爭、霍查的鎮壓，摧毀的恰恰是這種常態。
然而，在這份沉重的遺產清單上，並非只有失去。
在吉羅卡斯特——這個被霍查剷除了幾乎所有伊斯蘭痕跡的小城——侯賽因記錄下了一個清晨的時刻。他被清真寺陳舊高音喇叭裡傳出的劈裡啪啦聲驚醒，然後聽到了一位老人蒼老的聲音：
真主至大……
我作證，萬物非主，唯有真主；我作證，萬物非主，唯有真主。……
侯賽因寫道：“讚美真主的蒼老聲音充滿了山谷，就像舊日的宣禮員近五個世紀裡——除了當地最著名的兒子統治國家的那四十年——在這裡所做的一樣。”他靠在石牆上，意識到這是他在阿爾巴尼亞第一次聽到宣禮。
這一段的力量在於克制，沒有慷慨激昂的宣言，只有一個老者的聲音，穿過四十年的沉默，重新在山谷間響起。那四十年的斷裂，被一句“除了那四十年”輕輕帶過，卻比任何控訴都更有分量。
而比宣禮聲更令人動容的，是那些依然活在人身上的傳統。
在新帕紮爾，女兒們想買棉花糖，攤主汗流浹背地做好兩團。侯賽因三次遞錢，三次被拒。攤主只是微笑著搖頭，說：“遊客”。侯賽因這才想起，這座古老市鎮的攤主至今保留著一個傳統：對於旅行者買的小東西，他們從不收錢，而是將之作為禮物給予對方。在伊斯蘭傳統中，三天以內的旅行者都應被當作客人款待，盡己所能為他們提供食宿，不讓他們自己花錢。這位攤主用一台靠汽車舊電瓶運行的自製機器謀生，顯然並不富裕，卻依然堅持不向陌生的旅行者收費。這不是刻意的慈善，更像是一種古老倫理的記憶——即使在新帕紮爾這個被人遺忘的偏遠角落，即便經歷了戰火與遺忘，這個傳統仍然固執地活著。
第二天清晨，侯賽因獨自走進新帕紮爾的咖啡商區，店鋪櫃檯後面，研磨過的咖啡粉堆成小山，老式鐵秤和鐵制研磨機仿佛屬於另一個年代——當年正是奧斯曼人將咖啡帶到了這裡。他要了兩袋咖啡，付錢時，年輕的店主再次拒絕。他故作茫然，掏出更多鈔票，留著鬍鬚的男人將錢推回，笑了笑，用阿拉伯語稱呼他：“مسافر”（旅行者）。
侯賽因心頭湧起比昨夜更深的感動。他用阿拉伯語致謝，說會為他祈禱。店主臉上綻放出笑容——這恰恰是他想要的回報，而非金錢。侯賽因寫道，那一刻他突然明白了：在消費主義社會中長大的他，早已習慣了“天下沒有免費的午餐”；但這位店主認為，一個旅行者的祈禱，遠比幾枚硬幣更有價值。因為所有穆斯林都知道那段著名的聖訓——“三種人的祈禱是蒙答應的,被欺壓者的祈禱,旅行者的祈禱,以及父母對兒子的祈禱。”
在伊斯蘭傳統中，三天以內的旅行者都應被當作客人款待，不讓他們自己花錢。但這不僅是單向的慷慨。招待旅行者的人，也在期待一種消費者永遠無法給予的回報——來自一個陌生旅人的、更可能被真主應答的祈禱。這是一種古老的精神交換，與金錢無關，與現代世界的邏輯格格不入，卻在新帕紮爾這個被遺忘的角落依然運轉。
在莫斯塔爾老街上，侯賽因向一位陌生店主道了一聲“賽倆目”，對方微笑著回答“願平安也降臨於你”。他感到“很自然，而且相當自在”。“我以前從未這樣做過，甚至在塞拉耶佛也沒能鼓起勇氣。在這裡……卻感覺很自然。”一個在倫敦長大的孟加拉裔穆斯林，在巴爾幹的偏僻小鎮，找到了某種正在自己故鄉消散的東西。
這就是《山間的宣禮塔》最深沉的發現：遺產的敵人不止是戰爭，還有遺忘；但遺產的韌性同樣超出想像。一個老宣禮員沙啞的喚禮聲，一個攤主拒絕收錢的手勢，一聲陌生人之間的“賽倆目”，一個店主因一句“我會為你祈禱”而綻放的笑容，都是這段漫長歷史“退潮後留在沙灘上的痕跡”。它們或許是最脆弱的遺產形式，只需一代人遺忘便會消失，但恰恰因為它們還在，巴爾幹的穆斯林社區就不只是一處考古遺址，而是一個仍然活著的文明。
侯賽因用他的旅行告訴我們：記錄本身，就是對遺忘的抵抗。
作者是孟加拉裔，幼年移民英國，在倫敦東區長大。他是穆斯林，也是英國人；是移民後代，也是歐洲人。這種多重身份讓他從小就對“歸屬”問題格外敏感。當他走進巴爾幹，在莫斯塔爾老街上向陌生店主道出“賽倆目”時，他感到“很自然，而且相當自在”——一個在倫敦難以找到的感覺，在這裡卻無處不在。因為這些穆斯林不是外來者，他們已經在這片土地上生活了五個多世紀。
侯賽因沒有詩化這一切。他清楚地記錄了戰爭的血腥，也記錄了內部的緊張——蘇菲傳統的衰落、賽萊福的影響、年輕一代的疏離。他呈現的巴爾幹，不是一個烏托邦，而是一個傷痕累累卻仍在呼吸的身體。
這正是這本書最珍貴的價值所在。長久以來，關於歐洲穆斯林的敘事被兩種聲音壟斷：極右翼將穆斯林描繪為永不融入的“他者”，極端主義則將西方視為與伊斯蘭互不相容的之地。兩種敘事共用一個前提——穆斯林與歐洲，是兩個互不相容的實體。
侯賽因用他一路所見，否定了這個前提。他讓我們看到：歐洲原本就有穆斯林，不是在20世紀的移民潮中才出現，而是14世紀就已紮根。那些金發藍眼、講斯拉夫語的穆斯林，是歐洲原生的、本土的。他們的存在本身，就是對“互不相容論”最有力的反駁。
羅新老師在推薦序中說：“我們應該多建橋樑，少砌高牆。”侯賽因所做的，正是搭橋。他的橋，一頭連著切萊比的17世紀，一頭連著一個孟加拉裔英國家庭的21世紀；一頭連著吉羅卡斯特老者沙啞的喚禮聲，一頭連著倫敦東區一個穆斯林男孩尋找歸屬的目光。
在巴爾幹，莫斯塔爾老橋被炸毀後又重建，重新連接起河的兩岸。《山間的宣禮塔》這本書本身，就是這樣一座橋——連接歷史與現實、東方與西方、穆斯林與非穆斯林。合上這本書，我意識到，侯賽因的旅行並未結束。那些山間的宣禮塔依然矗立，喚禮聲依然迴響，新帕紮爾的攤主依然拒絕向旅行者收費。而這本書的讀者，無論是不是穆斯林，都被邀請走上這座橋，去看一眼那個我們以為不存在、卻一直存在的歐洲。
這或許就是旅行文學最終的意義：它讓我們看見，進而讓我們理解；而理解，是寬容的起點。
（來源：《我們》雜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