圓規看世界 
她不是穆斯林，而且還不是中國人，而她卻做了好多穆斯林沒有做的事，她是把我國的伊斯蘭哲學介紹給全世界的人。她把被譽為“中國回教思想的巔峰之作”《天方性理》翻譯成英語版，由著名伊斯蘭學者賽義德-侯賽因-納賽爾作序，在2009年由哈佛大學燕京學社出版。書名為《劉智的天方學：儒家語境下的伊斯蘭思想》。有意思的是，當年劉智先生參考一些阿拉伯語、波斯語的經典、結合儒家思想整理撰寫而成的《天方性理》，現在又翻譯成英語走向全世界。可歎的是現在連全世界的人都知道“中國穆斯林如何運用儒家思想闡釋伊斯蘭教”，我們國內的一些穆斯林還在追求伊斯蘭最原始的復古思想，把中國穆斯林經過300多年，由引進到消化吸收並輸出推廣到全世界的做法不以為然。他們不知道的是這恰恰是我國穆斯林文明對話理念的一次具體實踐。正如劉智先生本人所說—— “聖人之教，東西同，今古一。” 真理不分東西，文明可以對話。
1943年，整個世界被戰火撕裂，村田辛子出生的日本，正把最深的苦難加在我們中國人的身上，日寇的鐵蹄在中國大地上已經肆虐了十幾年；同樣是1943年，隨著世界反法西斯同盟轉入反攻，日本侵略者在太平洋戰場上節節敗退。到了同年底，中、美、英三國簽署《開羅宣言》，明確要求日本歸還竊取的中國領土。
而在日本國內，軍國主義政權正進行著最後的瘋狂。戰爭到了“窮途末日”，當局對國民的統制空前高壓嚴密。整個社會被綁上戰車，從精神到日常生活都被禁錮在法西斯體制之下，甚至鼓吹“一億玉碎”的集體殉葬。這個叫村田幸子的女嬰，就是在這樣扭曲、狂熱、看不見希望的社會氛圍中，降臨到了北海道的旭川市。
沒人能想到，這個在北海道長大的日本女孩，日後會成為全世界研究伊斯蘭教與中國儒學的頂尖學者。她在千葉大學讀的是家庭法專業——一個很務實的專業，畢業後順理成章地進了東京一家律師事務所。按正常劇本，她應該在日本安安穩穩當一輩子律師。但她沒按劇本走。她辭了工作，去了伊朗。
1971年，村田幸子在德黑蘭大學拿到了波斯文學博士學位。然後她做了一個更驚人的決定——轉入神學院，學習伊斯蘭教法學（斐格海）。她是德黑蘭大學歷史上第一個學習伊斯蘭教法學的女性，也是第一個非穆斯林。
一個日本女性，非穆斯林，在1970年代的伊朗神學院裡學伊斯蘭教法——你可以想像那是一個什麼樣的畫面。
她在伊朗遇到了她的丈夫威廉-柴提克。兩人後來一起成為美國紐約州立大學石溪分校的教授。柴提克同樣是伊斯蘭研究領域的頂尖學者，兩人合作翻譯了大量波斯蘇菲經典。
2011年，村田幸子獲得了古根海姆獎。這是美國最負盛名的學術榮譽之一。2012年，她和丈夫受杜維明教授邀請，成為北京大學第一任康安-理法伊斯蘭研究客座教授。她在北大開設了“伊斯蘭教哲學研究”課程——這是北京大學歷史上第一次開設伊斯蘭宗教的課程。
二. 她為什麼要研究“以儒釋經”？
村田幸子最核心的研究方向，是17至18世紀中國穆斯林學者發起的一場思想運動——“回儒”或“以儒釋經” 。
“以儒釋經”是什麼？簡單說就是明末清初的一批中國穆斯林學者——最著名的是王岱與先生和劉智先生——用儒家的語言和概念來闡釋伊斯蘭教義。他們寫《清真大學》《天方性理》等著作，把伊斯蘭的“認主獨一”用“太極”“理”“氣”等儒家概念重新講述。
那村田幸子為什麼要研究這個呢？她在2012年北大的一次學術研討會上回答了這個問題。她給出的理由，可以從兩個維度來理解。
第一個維度：學術的好奇。 她在研究中發現了一個非常特別的現象：在20世紀以前，從伊斯蘭語言翻譯成中文的經典，全部都是波斯語的蘇菲文本。也就是說，傳入中國的伊斯蘭教，主要是通過蘇菲主義的管道，而不是通過阿拉伯正統法學。這就解釋了為什麼中國西北會出現門宦——那是蘇菲主義在中國本土化的產物。
第二個維度：文明對話的關懷。 村田幸子認為，“回儒”思想不只是中國穆斯林的財富，它能為全人類提供一種文明對話的範例。王岱輿先生和劉智先生在17世紀做了一件了不起的事——他們沒有用武力，沒有用政治壓力，而是用翻譯、用寫作、用思想對話，把一種外來宗教的核心價值，用本土語言重新表達了出來。
2000年，她出版了 《蘇菲之光的中國閃光》 ，這是西方語言中第一部系統研究中國伊斯蘭思想的著作。書中收錄了王岱輿先生的《清真大學》和劉智先生的《真境昭微》的英文全譯本，並把劉智先生的譯本與波斯詩人賈米的原著做了對照。2009年，她又和柴提克、杜維明合作出版了 《劉智的天方學：儒家語境下的伊斯蘭思想》 。
一個日本學者用英語寫作，研究中國穆斯林的思想，並把這些思想介紹給全世界——這本身就是一種跨文明對話的實踐。
三. “以儒釋經”對今天的啟示
“以儒釋經”本質上就是17世紀版的宗教中國化。王岱輿先生、劉智先生這些學者，沒有改變伊斯蘭教的核心信仰——他們依然信“認主獨一”，依然做禮拜、封齋。但他們用中國人能聽懂的語言、能理解的概念，重新講述了信仰。
村田幸子研究“回儒”的最大啟示或許就在於此：宗教中國化不是要消滅宗教的獨特性，而是要讓宗教的表達方式與本土文化深度契合。
伊斯蘭教是一神教，強調“萬物非主，唯有真主”。中國傳統文化是多元的，儒家講“仁”、道家講“道”、民間信仰講“天地君親師”。兩者看上去差異很大。但王岱輿、劉智的做法告訴我們：差異不是障礙，差異恰恰是對話的起點。
他們用儒家的“太極”講真主的創世，用“五常”講伊斯蘭的倫理，用“格物致知”講蘇菲的修行。他們證明了：一種外來宗教的核心價值，完全可以用本土語言重新表達，而不失去其本質。
這就是“以儒釋經”留給我們的方法：不是用伊斯蘭的術語去解釋中國，而是用中國的術語去理解伊斯蘭。
四. 一個日本學者給我們的啟發
村田幸子是一個日本人。她不是穆斯林，也不是中國人。但她用了一輩子研究中國穆斯林的思想。她研究“回儒”，不只是為了學術，更是為了回答一個更大的問題：不同的文明，能不能和平地對話、相互地理解？
17世紀的中國穆斯林學者給出了一個答案：能。他們用漢語寫伊斯蘭，用儒家講真主，用中國人的方式過穆斯林的生活。他們沒有失去自己的信仰，也沒有與自己的文化割裂。村田幸子用她的研究，把這個答案翻譯成了英語，講給了全世界。
一個日本女人研究中國穆斯林的思想，用英語寫給全世界看——這件事本身就在告訴我們：文化是可以跨越的，隔閡是可以打破的，對話是可能的。
今天的中國穆斯林，需要的正是這種對話的勇氣和智慧。不是誰吃掉誰，不是誰戰勝誰，而是用一種文化能聽懂的語言，講述另一種文化最珍貴的東西。你們覺得呢？有想法的評論區寫出來，不過要文明探討！
【來源：微信自媒體“圓規看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