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針對穆斯林的暴力頻頻出現在公共視野，世界上許多國家的多數派政治將仇恨轉化為娛樂，而大眾的沉默，則成了最便捷的共謀。
當今的印度，每個清晨都從兩條平行的新聞線開始。其中一條出現在電視螢幕上，經過精心編排：內容圍繞貶低巴基斯坦、宣揚印度教的自豪感，以及那場關於“新印度”的無休止政治戲劇。另一條，則是更貼近現實卻從來都不會被播出，那就是印度穆斯林每天遭遇的暴力、騷擾、拘捕與汙名化的生活日常。在這兩種新聞之間所傳遞出的資訊，總是令人不寒而慄：印度穆斯林的苦難要麼被抹去，要麼被當作一場表演，被多數民眾像觀看娛樂節目那樣消費；而印度穆斯林自身卻被迫活得像是永遠的罪犯——不斷被指控，卻從未有人傾聽。
以今年九月在印度北方邦阿紮姆加爾（Azamgarh）發生的一起事件為例：一名七歲的穆斯林男孩被殘忍殺害，他的遺體被人塞進袋子中，他的印度教鄰居發現遺體時表現出令人心寒的冷漠，這些鄰居後來全被逮捕。這則消息在地方媒體上短暫出現，但很快從電視新聞中消失，被那些鼓吹穆斯林對立情緒的“愛情聖戰”論、邊境緊張局勢或印巴板球賽的激烈辯論所取代。一個穆斯林孩子的死亡，不符合“舉國憤怒”的敘事劇本，它只是悄然進入了那份已經“暴力正常化”的無聲檔案。社會學家斯坦利·科恩曾提出“否認狀態”這一概念，即：某些社會的暴行並非被掩蓋，而是被如此習慣性地吸收，以至於人們不再對此類暴行感到震驚。而這，正是今日印度的現狀：穆斯林在光天化日之下被殘忍殺害，而多數人卻把它當作生活中的娛樂新聞和背景雜音。
與此同時，仇恨不僅體現為沉默，也成了一種“娛樂表演”。當印度北方邦的坎普爾（Kanpur）穆斯林舉著寫有“我愛穆罕默德”的標語時，印度警方的反應不是保護，而是針對1300多名當地穆斯林的立案，並展開大規模逮捕。連表達愛的舉動，都被定為罪行，然而，當一些印度教極端團體在馬哈拉斯特拉邦（Maharashtra）或中央邦（Madhya Pradesh）集會，並高喊公開的民族仇恨、煽動性口號時，媒體的鏡頭要麼刻意美化，要麼乾脆轉移視線。換言之，在印度，針對穆斯林的暴力已經演變成一種舞臺劇，在這場戲裡，穆斯林永遠是被審判的角色，而極端印度教民族主義勢力則被包裝成“文明的守護者”。
這種“選擇性可見”並非偶然，而是刻意為之。在印度中部重要城市印多爾（Indore）興起的所謂“無聖戰市場”運動中，一夜之間，所有穆斯林商販被驅逐，這是一種經濟層面的私刑式排斥。無數穆斯林家庭失去生計，孩子被迫輟學，他們甚至被迫向鄰居乞討食物。然而，印度的官方媒體卻將此事包裝為“治安調整”，對於這種所謂“整頓運動”背後的人道危機與代價，卻是隻字不提。一些印度教極端民族主義團體甚至在社交媒體上大肆慶祝，把針對穆斯林的壓迫與剝奪當成一種網路娛樂。原本應成為全國醜聞的事件，被輕描淡寫地呈現為日常的“地方糾紛”。
印度北方邦首席部長約吉·阿迪蒂亞納特（Yogi Adityanath）正是這種“表演文化”的化身。阿迪蒂亞納特常在官方講臺大肆發表針對穆斯林的激烈言論，稱穆斯林為印度社會的“滲透者”，是“恐怖分子的同情者”。可怕的是，這些聲音並非個例，也並非來自邊緣群體，而是出自掌權的精英階層。然而，對於執政黨的反穆斯林情緒，所謂的反對黨並沒有憤怒反駁，而是以“溫和版”的印度教民族主義來回應，競相展示誰更能顯得“親印度教”，穆斯林的恐懼與悲慘則被徹底壓制。這種跨黨派的默契已經表明：在當今印度，穆斯林不再被視為獨立的政治主體，而只是政治舞臺上的道具。
造成這種局面的終極代價，不僅體現在身體層面，更體現在心理與存在意義上的雙重創傷。今天，作為穆斯林生活在印度，就意味著被永久懷疑——在清真寺裡被注視，在市場中被評判，在課堂上被質疑。每一次星期五的聚禮都像是一場冒險，每一次從擴音器傳出的祈禱聲，對一些人而言都成了挑釁，儘管那聲音只不過是一個群體最本真的精神脈搏。烏爾都詩人薩希爾·盧迪安維曾寫道：“那些以印度教為傲的人，如今身在何處？”這個問題在今天依舊回蕩：如果這就是所謂的印度之偉大，為什麼它每天都需要以羞辱穆斯林為證？
出生于烏干達的穆斯林學者馬哈茂德·曼達尼（Mahmood Mamdani）提供了一個理解當下現象的分析框架。在他那本著名的《好穆斯林，壞穆斯林：美國、冷戰與現代性政治》（Good Muslim, Bad Muslim: America, the Cold War, and the Roots of Terror）一書中，他解釋了國家和社會如何將穆斯林分成兩類：一種是“被接受的”穆斯林——安靜順從、不引人注目；另一種則是“危險的”穆斯林——敢於抗爭不公、敢於維護尊嚴。在印度，這種劃分被日復一日地武器化，如果一個穆斯林隱藏信仰、刻意保持隱形，他就可以被容忍；但如果一個穆斯林公開表達身份，或者在公開“我愛穆罕默德”、要求平等權利、拒絕被抹黑，卻會立刻被視作“罪犯”。曼達尼提醒我們，這並非宗教學問題，而是權力問題：誰有權定義何為“合法”，又有誰必須永遠活在懷疑的陰影之下。
正因如此，一些針對穆斯林的私刑視頻會像表情包一樣在社交軟體上廣為流傳，某些電視主持人在散播“穆斯林人口陰謀論”時會露出冷笑，極端印度教暴徒在焚毀穆斯林店鋪後依舊放聲大笑……仇恨早已不僅僅是政治，它成了一種集體性的娛樂。當殘忍與暴行被演繹成喜劇，當羞辱被包裝成黃金時段的節目腳本時，民主與極權之間的界限早已徹底崩塌。
歷史早已警示我們：那些把少數群體的痛苦當作娛樂的社會，最終都無法逃脫腐敗與崩壞。在納粹集會上保持沉默的德國自由派，在黑人私刑事件中冷漠旁觀的美國人，以及在加沙轟炸期間歡呼的人們。這一切都提醒我們：以仇恨為娛樂所建立的社會，終將被這種仇恨吞噬。
因此，就讓我們再次回到那個最初的問題：我們究竟是穆斯林，還是“罪人”？這個問題不僅僅需要穆斯林來回答，它更是印度多數人必須面對的抉擇：他們是否要繼續把仇恨當作娛樂電視觀看，還是願意關掉那塊充滿恥辱的螢幕？
因為，當有一天仇恨成為全國唯一的娛樂形式時，片尾字幕所掠過的不僅是穆斯林的屍體，而是整個共和國的死亡。到那時，歷史不會追問你是印度教徒還是穆斯林，也不會問你是右翼還是自由派，它只會問一個問題——為什麼一個以文明而自豪的現代社會，會把殘忍變成喜劇，會把沉默當作允許？擺在印度多數人面前的問題，已不再是寬容或世俗主義，而是他們是否還能認出鄰人身上的人性。
如果今天的你在穆斯林被當作“罪人”受罰時鼓掌叫好，那麼，當你明天醒來時，你或許會發現，那個你曾為之歡呼的國家，已經變成了你的牢籠。到那時，仇恨的笑聲將是這個世界唯一殘存的聲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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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葉哈雅
出處：Aljazeera
原文：Are We Muslims or Mujrims? How hate became India’s daily entertainment
連結：https://tinyurl.com/26shsptz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