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世紀的印度，穆斯林與印度教統治者發現，伊斯蘭信仰教義中關於“清真”（Halal）與“非法”（Haram）的絕對區分，在複雜的政治現實中並不是一直都行得通。正如歷史學家薩蒂什·錢德拉（Satish Chandra）教授所言，歷史上的印度統治者學會了在信仰與治國之間尋找平衡。
這一古老的經驗，如今在印度再次被提起。上周，印度北方邦首席部長約吉·阿迪蒂亞納特（Yogi Adityanath）公開聲稱“清真認證產品資助恐怖主義”，引發巨大爭議。而印度穆斯林群體則回應，清真不過是一種飲食選擇，正如印度傳統中的“薩特維克”（Sattvic）或耆那教（Jain）的素食飲食一樣。
現如今的印度，圍繞“清真”的爭論愈演愈烈，我們不妨回頭看看“清真”的歷史淵源，以及亞洲各地人們在不同年代對“清真”的理解。最初，“清真”是規範穆斯林行為的宗教概念，但經過幾個世紀的演變，它先後成為身份標誌、迫害暗號、政治工具，最後發展成一個價值數十億美元的全球產業。
簡而言之，當代印度對“清真”的理解，與歷史上印度社會的認知幾乎毫無關聯。在喧囂的政治口號之外，我們或許應該追問：印度歷史上的“清真”，究竟意味著什麼？
忽必烈的“清真事件”
簡單來說，“清真”（Halal）是古蘭經和伊斯蘭法中被允許或推薦的行為，它的反義詞“禁忌”（haram）指被禁止的行為，它的對象，只針對信仰伊斯蘭的穆斯林。雖然今天的印度新聞裡，“清真肉”成為一個常見詞，但“清真”的範圍其實遠不止飲食，它涉及穆斯林生活的各個方面，從商業交易到婚姻習俗，皆是如此，都全部都是僅針對穆斯林。今年早些時候，印度副總檢察長圖沙爾·梅赫塔（Tushar Mehta）在法庭上表示驚訝：連瓶裝水也能獲得清真認證？然而，這其實並不矛盾。因為“清真”指的就是穆斯林認為“可取、可購買、可為”的一切行為或物品，其原材料甚至製作過程都需要符合伊斯蘭信仰的規定。
正因如此，清真的實踐內容千差萬別，它既是穆斯林的自我認同方式，也常被他人用來劃界甚至歧視穆斯林的理由。有一件著名的歷史事件，充分說明了“清真”如何引發誤解，中世紀的多位史家（包括威尼斯旅行家馬可·波羅）都記載了這一事件。
西元1280年，一群穆斯林商人帶著珍貴的鷹與隼，前往今天的北京，向元朝開國皇帝元世祖忽必烈汗（1215年-1294年）進貢。歷史學家約翰·埃爾弗斯科格（Johan Elverskog）在其著作《絲綢之路上的佛教與伊斯蘭》一書中，對此事作了詳細分析。忽必烈是成吉思汗的孫子，當時他統治著中國，雖然他對禮物十分滿意，但宴會剛開始就尷尬收場——穆斯林商人拒絕食用宴上的肉菜，理由是“不清真”，這引得忽必烈勃然大怒。
不久後，即1280年1月27日，元世祖忽必烈頒發詔令，指責穆斯林群體造成了過去幾十年的政治動盪。他認為，穆斯林拒絕融入蒙古傳統，那些穆斯林商人拒食“非清真肉”的事件就是例證。於是，他下令禁止境內的多種穆斯林習俗，包括清真屠宰、割禮與穆斯林內部婚配。
不過，正如埃爾弗斯科格所言，忽必烈並非衝動之人，而是一位極其老練的政治家。在蒙古統治的中國社會中，自成吉思汗開始，穆斯林就長期佔據著重要地位，擔任政府高官、商人、稅吏等職務。歷代蒙古統治者及元朝君王，包括成吉思汗本人，對穆斯林都非常寬容。然而，中國的儒家官僚階層對他們始終心懷戒備，再加上當時幾起涉及穆斯林大臣的貪腐醜聞，且忽必烈故意並未加以懲處，使穆斯林官員的聲名受損。或許，忽必烈正想借此機會轉而討好漢人官員與百姓。然而，諷刺的是，埃爾弗斯科格指出，那些所謂的“穆斯林叛亂”其實並未發生在忽必烈的領地，而是在中亞地區。
此次事件之後，大量穆斯林商人和官員被迫離開元朝領土，他們的離去，也帶走了豐厚的稅收與貿易收入。很快，忽必烈就意識到損失慘重，即刻撤銷了禁令。但正如埃爾弗斯科格的評論所言：“傷害已然造成。”自此以後，穆斯林再也未能在中國恢復昔日的影響力，而忽必烈的後代不得不轉而應對更棘手的儒家官僚體系。
印度統治者與商人眼中的清真
與此同時，在印度次大陸地區，“清真”的意義則呈現出完全不同的面貌。
在印度北方，德里蘇丹國建立起強大的穆斯林統治政權，許多從蒙古鐵蹄蹂躪的中亞地區逃來的穆斯林學者和宗教人士，也在此落腳。由於這些穆斯林學者多持保守甚至激進的宗教立場，於是，宗教學者與穆斯林統治者蘇丹之間常常發生爭論。正如錢德拉教授在《中世紀印度：從蘇丹國到莫臥兒王朝》一書中所言：印度的穆斯林統治者很快意識到，宗教教義中的“清真”與“禁忌”，並不能完全適用于現實的統治與治國。
事實上，在歷史上的印度穆斯林王朝，有些穆斯林學者自己都常常不遵守經典。例如，西元十三世紀德里蘇丹國希爾吉王朝的開創者，賈拉魯丁·希爾吉（Jalaluddin Khalji）主張宗教寬容，並拒絕使用暴力強迫印度教徒改信伊斯蘭教，因此招致保守穆斯林學者們不滿（諷刺的是，強迫改宗在伊斯蘭教義上本身也是“禁忌”，屬於違反伊斯蘭信仰的行為）。而他的侄子兼繼任者阿拉烏丁（在位：1296–1316）則採取了極端殘酷的手段維持秩序，結果德里法官又指出，這種暴力統治同樣違反教法。
再往後幾百年，中世紀印度馬拉巴爾海岸科澤科德的印度教君主薩摩林（Zamorin），以宗教寬容和精明的海上貿易政策著稱，他與港口的穆斯林商人之間也達成了一種互惠共存的妥協。正如《思考中世紀》一書中早期版本提到的那樣，印度沿海的印度教統治者歷來善待穆斯林社群，穆斯林商人回報他們的不僅是豐厚的貿易與稅收，還常在政治與經濟上提供援助。於是，印度教統治者和穆斯林群體之間自然形成互相尊重的約定。十五世紀三十年代，鄭和七次下西洋的隨行翻譯、中國穆斯林航海家馬歡在描述印度地區時寫道：“國王與百姓都不吃牛肉，但有的貴族首領是穆斯林，他們不吃豬肉。很久以前，有位國王與穆斯林立誓：‘你們不吃牛，我不吃豬，我們彼此尊重各自的禁忌。’這項約定至今仍被遵守。”
按伊斯蘭教法，牛肉對穆斯林來說是清真的，而印度教徒對於豬肉也沒有任何禁忌，事實上，中世紀的印度宮廷手冊《摩那薩洛薩》中甚至記載了烤豬肋排的做法。但在歷史上的印度，宗教條文卻無法阻礙人們為共存找到現實的妥協與退讓。
同樣的邏輯，也出現在莫臥兒穆斯林帝國皇帝阿克巴（在位：1556–1605）的政策中。他先是在特定日子限制屠牛，後來幾乎全面禁止。錢德拉教授認為，這一政策旨在讓拉其普特的印度教諸侯更緊密地融入穆斯林帝國體系，阿克巴也可能受到宮廷耆那教學者（如哈裡維賈雅·蘇裡）的影響。然而，穆斯林學者們則對此極為不滿。
另一個常被忽視的問題是：在歷史上的印度，像達利特等受壓迫群體，過去依賴牛肉與牛皮謀生，直至十七世紀，他們依舊未得到印度教社會的接納，他們又是如何生存的呢？儘管如此，這項禁令一直延續，直到是莫臥兒帝國晚期皇帝奧朗則布（Aurangzeb，1618–1707）即位後才得以取消。奧朗則布以嚴格遵循伊斯蘭教法、加強中央集權和擴張帝國疆域著稱，他恢復了穆斯林宰牛的權利，但出於公共秩序考慮，仍會在特定時段暫時限制。
當代世界的清真觀念
由此可見，幾個世紀以來，在印度社會，“清真”這一概念的含義極為多變。它不僅關乎飲食，也關乎公正統治、婚姻制度與金融往來。而印度次大陸長期以來都有一個傳統，那就是靈活處理“清真”與“非法”的界限，以適應多元社會的現實，或者至少顧及並考慮不同族群的民族感情。
還需要指出的是，前現代社會的“清真”概念，與現代消費社會的“清真”並不相同。20世紀以後，隨著殖民體系的土崩瓦解，全球穆斯林開始了尋找身份認同的浪潮，“清真”這一概念則被賦予全新的意義。與此同時，隨著全球市場經濟的大規模發展，也催生了龐大的清真消費群體。當印度的右翼政客將“清真”作為政治武器，用來歧視工人階層的穆斯林群體時，世界其他地區對“清真”的態度卻更為務實。諷刺的是，這反倒更符合印度的歷史傳統，畢竟，就像穆斯林可以吃“薩特維克”素食一樣，印度教徒或基督徒也完全可以食用、生產或銷售清真產品。
根據《全球清真產業：研究指南》一書估算，全球“清真市場”的價值高達數十億美元，涉及食品、旅遊、時尚、醫藥化妝品以及媒體娛樂等各個領域。穆斯林占多數的印度洋國家，如馬來西亞、印尼等國，歷史上就是中世紀印度的重要交易夥伴，在這些領域中佔據領先地位。而新加坡、荷蘭、比利時等非穆斯林國家，也在清真產業中分得可觀的利潤。
儘管歐洲極右翼仍在爭論文化同化與融合，但許多歐洲國家仍設有官方清真認證機構。從印度與歐洲的歷史角度看，這令人感到諷刺：北方邦的人口比法國、德國和英國三國人口總和還多，穆斯林人口甚至超過整個摩洛哥的人口，但北方邦卻依舊不願承認清真認證。
歷史上的印度社會始終以一種靈活、包容的方式，使信仰與現實得以共處。然而，到了今天的印度，“清真”被重新政治化、被誤解、被利用。諷刺的是，這種狹隘的態度恰恰背離了印度自己的歷史傳統，那個以妥協、尊重和共存為根基的傳統。
歷史早已告訴我們：對信仰的誤讀，也許能贏得一時的掌聲，卻終會讓社會失去理解與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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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葉哈雅
出處：The Print
原文：Here’s how Khilji, Akbar, and Hindu rulers dealt with Halal
連結：https://tinyurl.com/24kajrp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