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工藝美術運動是19世紀下半葉興起的設計和社會改革運動，旨在反對工業化帶來的機械化生產和劣質產品，宣導手工藝的復興與藝術融入日常生活。該運動提倡從自然與傳統中汲取靈感，強調設計的美感、實用性與人性化，同時關注工匠的勞動價值和社會平等。以威廉•莫里斯為代表的設計師們，通過復興傳統技藝和工藝美學，為現代設計奠定了基礎，影響至今，推動了藝術與生活的深度融合。
英國工藝美術運動的發起人、奠基者，是19世紀英國著名設計師威廉•莫里斯（William Morris），他以復興手工藝、反對工業化帶來的機械美學而聞名。他的設計融合自然元素與傳統工藝，宣導藝術與生活的統一，不僅影響了家居裝飾、紡織、印刷等多個領域，還塑造了英式設計的經典形象。
提到威廉•莫里斯，人們往往會想到他那標誌性的植物圖案，這些設計已經成為英國文化的象徵。然而，很多人不知道的是，他的設計靈感中有著深刻的伊斯蘭藝術影響，他的作品深受伊斯蘭藝術啟發，將中東的植物紋樣和裝飾技法融入英國圖案設計，開創了一種既傳統又跨文化的設計語言，使“工藝美術”成為具有社會責任感和人文關懷的藝術實踐。
近日，位於倫敦的威廉•莫里斯畫廊通過最新展覽揭示了這一文化交融的故事。
威廉•莫里斯的“格拉納達”（Granada）圖案
莫里斯的經典設計“格拉納達”包含石榴和交織的設計，這款圖案包含石榴和交織的設計，類似的元素在整個伊斯蘭世界隨處可見。
伊斯蘭藝術對威廉•莫里斯設計思想的影響一旦被發現，便難以忽視。
儘管莫里斯的設計早已成為英國文化的象徵——他的葉狀圖案經常出現在英國的茶巾和家居裝飾上——倫敦威廉•莫里斯畫廊舉辦的一場新展覽卻揭示了他與中東藝術之間深刻而未被充分認識的聯繫。這一展覽展示了伊斯蘭藝術如何影響了這位19世紀末期的設計師及其工作室的創作風格。
此次展覽策展人羅恩•貝恩（Rowan Bain）說：“莫里斯對伊斯蘭藝術的興趣一直被視為一個次要注解，從未得到全面探討。”她與哈利利收藏館（Khalili Collections）的策展人凱斯拉•M•汗（Qaisra M. Khan）合作策劃了此次展覽——《威廉•莫里斯與伊斯蘭世界的藝術》。貝恩解釋道：“我們試圖通過莫里斯所收藏的伊斯蘭藝術品來找出它們與他設計之間的聯繫，從而加深我們對這位典型英國設計師的理解。”
復興工藝：探索傳統與異域藝術的交匯
19世紀60年代，威廉•莫里斯創辦了一家重要的設計工作坊，致力於在工業化浪潮中復興手工藝傳統。這一工作坊最終發展為英國的“工藝美術運動”（Arts and Crafts Movement），與當時一系列追溯工業化前社會和文化的思潮密切相關。例如，前拉斐爾派（Pre-Raphaelite）畫家和作家從中世紀歐洲汲取靈感，而哥特式設計和建築（如1876年完工的威斯敏斯特宮，亦稱西敏寺大廈、國會大廈）也反映了這種復古趨勢。
莫里斯的藝術與工藝設計深受自然世界的啟發，季節更替、花草植物在他的作品中頻繁出現。同時，他重新引入了掛毯、刺繡等傳統手工藝，強調技術技巧的重要性，提倡手藝人與作品之間更真誠的關係。這種理念不僅是一種對機械化生產的反叛，更是一種回歸人文主義價值的藝術探索。
然而，當我們從另一種文化視角審視莫里斯的作品時，會發現一個截然不同的世界：交錯的植物圖案與奧斯曼瓷磚工藝的典型風格相似；花卉圖案的起伏則讓人聯想到波斯織物；藝術與設計之間模糊的界限也與伊斯蘭世界的特質相契合。儘管莫里斯從未親自前往中東地區，但貝恩和汗精心策展的展覽，揭示了他作為收藏家和學者對這些工藝的深厚興趣。
莫里斯與伊斯蘭藝術的直接聯繫
此次展覽舉辦地點是位於東倫敦一座寬敞的豪宅，這裡曾是莫里斯青少年時期的家。策展人將莫里斯的設計與波斯和奧斯曼帝國的藝術品並列展示，強調了中東設計在英國的廣泛影響及其對莫里斯的直接啟發。
莫里斯著名的“花盆”圖案，呈現反復出現的白色花瓶，花瓶中的花束枝葉交織成一體。展覽中，這一設計與莫里斯收藏的17世紀大馬士革瓷磚板畫並排展出，二者之間的相似性顯而易見：白色花瓶和弧形枝葉的設計無疑是莫里斯圖案的靈感來源。
在他晚年的“鴿子與玫瑰”圖案中，莫里斯使用了更奢華的材料，並從伊朗和義大利的動物圖案中汲取靈感，將這些生物巧妙融入織錦圖案中。
貝恩指出：“甚至在花卉的選擇上，你也能看到伊斯蘭文化的影響，比如在莫里斯的‘梅德韋’（Medway）紡織品和牆紙中，採用了當時土耳其典型的小型野生鬱金香，而非荷蘭鬱金香。”
在整個展覽過程中，我們能清楚地看到莫里斯的原創天才：他並非簡單複製伊斯蘭藝術，而是延續了這些設計背後的理念。他將伊茲尼克陶器（Iznik pottery）的明亮色調調整為更適合英國冬季的深色調，並打破了伊斯蘭藝術中常見的對稱佈局，避免了邊框裝飾的使用。這種文化借鑒而非文化挪用的方式，也許正是這些影響長期未被發現的原因之一。
收藏家與學者：莫里斯的多重身份
莫里斯生前對伊斯蘭藝術的興趣廣為人知。他收藏了大量來自波斯和奧斯曼帝國的金屬器、地毯和紡織品，並將這些物品與歐洲和英國的裝飾品混合擺放在家中。他還協助南肯辛頓博物館挑選中東藝術品，其中包括如今的鎮館之寶——阿爾達比爾地毯（Ardabil Carpet）。
莫里斯不僅將這些物品用於裝飾，還將它們視作研究物件。他會將其放在抽屜裡，仔細觀察圖案，並拆解其中的針織工藝，學習如何製作。19世紀80年代，當他開始製作地毯時，他更深入研究了波斯和土耳其的手工打結技術。展覽揭示了他對這些工藝的深厚欣賞。
莫里斯去世時，他的棺木上覆蓋著一塊16世紀奧斯曼土耳其的天鵝絨絲綢織物，圖案上呈現出優雅的鬱金香形狀。這塊織物是貝恩和汗的最新發現。展覽還展示了莫里斯手繪的兩本書——《列王紀》（Shahnameh）和奧馬爾•海亞姆的《魯拜集》（Rubaiyat），這些書籍裝飾有金箔和幻想圖案。
莫里斯的女兒梅•莫里斯（May Morris）也受到了伊斯蘭藝術的影響，展覽中展示了她的一些作品。她回憶起父親曾常常在晚上為家人朗讀《列王紀》的法語譯本。
正如所有開創性的展覽一樣，《威廉•莫里斯與伊斯蘭世界的藝術》提出了更多的問題，而非簡單的答案。在藝術史的敘事中，文化修正主義主要致力於重新認可那些被忽視的藝術家和文化影響。然而，莫里斯的作品遠不止於藝術。他的創作根植于社會文化之中——不僅因為他設計了廣泛使用的傢俱和牆紙，還因為他從經濟和社會結構的角度審視文化的生成，這與他堅定的社會主義信念密切相關。
儘管策展人在展覽附帶的出版物《鬱金香與孔雀》（Tulips and Peacocks）中提到過伊斯蘭設計的更大遺產，但公眾如何看待這些影響仍有待進一步探討。
此次展覽不僅揭示了威廉•莫里斯設計背後的中東和伊斯蘭藝術的影響，還提醒我們，伊斯蘭藝術的精髓——幾何美學、自然圖案以及藝術與日常生活的融合——早已滲透進西方文化。這種跨文化的交流打破了藝術與地域的界限，呈現出一種普世的美學理念。
莫里斯從未將藝術視為高高在上的象牙塔，而是借鑒了伊斯蘭世界的設計哲學，將其融入日常生活的物件之中。如今，這種文化交融的美學遺產仍然深刻影響著英國的視覺景觀，甚至在全球化的當代社會中，我們依然可以從伊斯蘭藝術中汲取靈感，塑造出更加包容和多元的未來。
編輯：葉哈雅
出處：The National News
原文：How Islamic art became the fabric of quintessentially British design
連結：https://tinyurl.com/2xqxyh4s
